中国杀女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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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杀女婴的历史已有2000年。当基督教传教士在十六世纪末到达中国时，他们见证了新生孩子被扔进河里或垃圾堆里。在十七世纪，利玛窦记录了这种行为在中国的几个省份发生过，并说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是贫困。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世纪，直到共产主义时代才逐渐衰落，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这个问题又重新出现。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男女比例为105.07比100，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人口普查创以来新低。仅在中国和印度，每年就发生近200起此类杀女婴事件。[1]
历史[编辑]
儒家思想对中国杀女婴现象有影响。传统上，男性要努力养活老人，而且某些传统是由男性主导的，这使得许多人变得重男轻女。
19世纪[编辑]
在19世纪，这种做法很普遍。从清代文献中可以看出，“溺女”[2]一词盛行，而溺水是杀害女童最常见的方法。其他使用的方法还有窒息和饥饿。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是另一种方法：将孩子放在篮子中，然后将篮子放在树上。佛教尼姑庵建造了“婴儿塔”，供人们留下孩子[3]。1845年，江西省的一位传教士写道，这些孩子在恶劣的天气下存活了长达两天，而路过的人会忽略尖叫的孩子[4]。传教士戴维·阿比尔于1844年报告说，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女童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被杀害[5]。
1878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加布里埃尔·帕拉特整理了13个省的文献和《圣婴年鉴》[6]，也发现了山西和四川存在杀婴的证据。根据帕拉特收集的信息，这种做法在东南部省份和长江下游地区更为普遍[7]。
20世纪[编辑]
1930年，五四运动著名人士柔石创作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他在书中描述了农村社区的极端贫困，认定这是杀害女婴的直接原因。
独生子女政策[编辑]
在中国社会，大多数父母都喜欢生男孩，因此在1979年政府制定一胎政策时，女婴被堕胎或遗弃。如果父母有一个以上的孩子，他们将被罚款。与女性继承人相比，男性继承人的收入潜力使父母相信生女孩会带来经济困难，从而使杀女婴成为更理想的解决方案。[8]
1980年中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指出，杀害女婴的行为是“封建罪恶”。国家正式认为这种做法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而不是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聂景宝表示，认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与杀害女婴之间“没有联系”是“不可思议的”[9]。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封“公开信”[10]中要求党员和共青团成员以身作则，只生育一个孩子。从独生子女政策一开始，就有人担心这会导致性别比例失衡。20世纪80年代初，高级官员越来越关注有关急于要儿子的父母遗弃和杀害女婴的报道。1984年，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夫妇可以生第二个孩子[11]。即使在独生子女政策中规定一对夫妇先生女孩的情况下，女婴仍然被丢弃，因为父母不想承受生两个孩子的经济负担。他们会不断地这样做，直到生出一个男孩。
现状[编辑]
许多中国夫妇希望生儿子，因为儿子可以为年迈的父母提供晚年的支持和保障。相反，女儿在结婚后应该离开父母，加入并照顾丈夫的家庭（公婆）。截至2014年，农村家庭几乎占中国人口的一半，男性在从事农业工作和体力劳动方面也具有额外价值。[12]
2005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显示[13]，各省之间的性别比存在显着差异，西藏为1.04，江西为1.43。Banister (2004)在其关于中国女童短缺的文献综述[14]中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后，杀女婴现象再次流行。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当今中国杀害女婴的情况很少见，特别是因为政府已禁止这种做法。例如，Zeng 及其同事（1993）认为，全国性别失衡至少有一半是由于女性出生率的漏报造成的。[15]
根据日内瓦武装部队民主控制中心的数据，因性别相关问题而死亡的女婴人数缺口与20世纪所有冲突之和的估计死亡人数1.91亿人处于同一数量级[16]。2012年，纪录片《是女孩：世界上最致命的三个字》上映，该片重点关注印度和中国的杀害女婴情况[17]。
根据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中国大陆性别比有所改善，男女比例创历史新低105.07。这是自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以来性别比例最平衡的一次。
杀女婴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编辑]
杀女婴，尤其是一胎政策导致的杀婴现象，造成了性别和育龄女性的不平衡，导致人口和出生率下降。2017年，每1000人中的出生人数低于13人。男性人数比女性多出3300万。[18]杀女婴造成的育龄男女比例失衡，也导致性贩卖、绑架女性新娘或从其他国家进口新娘的现象增多。[19]
防止杀害女婴[编辑]
中国政府颁布了三项法律，试图防止今后发生杀害女婴的事件。1994年的《母婴保健法》[20]禁止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并禁止使用根据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堕胎的技术，以保护女婴。《婚姻法》[21]和《妇女保障法》[22]均禁止杀害女婴，保护妇女权益。还有一项名为“关爱女孩”[23]的运动发起，为只有女性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并支持性别平等。
女婴漏报[编辑]
2016年12月，堪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称，中国的性别差异可能是由于行政报告不足和女性登记延迟而被夸大，而不是堕胎和杀婴行为。这一发现挑战了早期关于中国农村村民大规模杀害女儿的假设，并得出结论，自1982年以来，有多达1000至1500万失踪妇女没有得到适当的出生登记。[24]漏报的原因是政治方面，家庭在女孩出生时试图避免受到惩罚，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隐瞒执法不力的情况。这意味着在之前的分析中，中国新生儿的性别差异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尽管数据差异程度不同，但学者们对中国性别比例失衡的挑战仍然存在争议。[25][26]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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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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