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化
爪哇化（英语：Javanisation，或拼为Javanization）指的是总体上由爪哇文化所主导、同化或影响其他文化的过程（印尼语：Jawanisasi，也可拼为Penjawaan）。 “Javanise”是爪哇化的动词，意思是“在形式、惯用语、风格或个性上创造，或是成为爪哇模式”。这种强势可在比如文化、语言、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发生。[1]
从现代印尼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度来看；爪哇化仅意味把稠密的爪哇族农村人口迁移到印尼群岛人口较少的地区之中。[2]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也是种文化帝国主义，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间把爪哇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强加到印尼的其他土地上。在以前的意义上，它更侧重于当权者的想法和做法。[3]
然而，“Javanise”（或写为“Javanize”）不仅是描述种向外扩展的过程，它也是种向内吸收的过程；用于描述采用以及同化外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元素的行为，再加以融入既有的爪哇文化。这些外来影响透过某种方式的诠释，以适应爪哇人的知识框架、风格、需求和社会文化条件。公元5至15世纪期间，爪哇采用印度教史诗和文化元素，以及15世纪由瓦利松戈（九圣）导引伊斯兰教进入爪哇文化都是显著的例子。
提倡和推广爪哇文化元素，如语言、建筑、美食、蜡染、哇扬皮影偶戏、甘美朗（民族音乐）和格里斯剑等，也可看作是爪哇化过程的体现。爪哇人从他们在中爪哇省和东爪哇省的传统家园迁移印尼其他的地方（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巴布亚岛等）、马来半岛（尤其是柔佛）和南美洲的苏里南，也是种促进爪哇化扩展的因素。
表现[编辑]
这种爪哇文化的霸权或支配力可在不同地方形成。例如实体上通过把爪哇人从他们的故土迁移到其他地方定居。在精神和行为上，爪哇化包括推广爪哇文化和价值观；例如对优雅和精致的痴迷（爪哇语：alus）、微妙、礼貌、礼仪、转弯抹角、克制情绪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意识。爪哇人高度重视和谐和社会秩序，厌恶直接的冲突和意见分歧。[4]这些爪哇价值观经常透过例如爪哇舞蹈、甘美朗、哇扬皮影偶戏和蜡染，以印尼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加以推广。它还通过遵守爪哇传统（爪哇语：adat）仪式，例如社区宴饮、爪哇历元旦、爪哇婚礼和头胎七月喜，而受到强化。
在语言方面，例如在日常非爪哇语中用到爪哇语的名词、惯用语和词汇。例如今日印尼人普遍使用爪哇语的名词来称呼对方，如“Mas”（用于称呼同龄或稍年长的男性）或“Mbak”（用于称呼女性同侪）。此情况在首都雅加达很常见；然而这种现像在苏门答腊岛使用马来语和米南加保语地区就会引起警觉，而认为这是种爪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
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被认为是爪哇化的例子有印尼历届总统总是爪哇人（优素福·哈比比的母亲是爪哇人，而爪哇人采行的是双系继嗣制度，因此他也被认为是爪哇人）。还指称爪哇人在政府行政部门、公务员、军队和警察中有主导地位，以及印尼政治文化中具有爪哇人特性。
早期历史[编辑]
爪哇岛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站在印尼历史舞台的中心，爪哇族身为印尼最大的族群，在过去和现代一直在政治和社会具有主导的地位。
爪哇文化在早期阶段深受印度的印度教-佛教文明的影响。例如古爪哇语中有许多是从梵语借用的外来语，把印度教史诗如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爪哇化，翻译成爪哇语版本，并将塞马尔和普纳卡万等当地神祇纳入爪哇古典哇扬皮影偶戏故事中。这段过程被描述为爪哇的梵化和摩诃婆罗多的爪哇化[5][6]。古爪哇语罗摩衍那和阿周那的婚姻[7]两本诗歌的创作象征当时爪哇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
爪哇化的早期例子是8至9世纪在中爪哇省夏连特拉王国的艺术扩展，而对远在苏门答腊和泰国南部马来半岛的美学发生影响，由在当地发现的三佛齐佛教艺术得到证明。虽然爪哇夏莲特拉王国受到来自印度笈多王朝和阿马拉瓦蒂，以及南印度帕拉瓦王朝的艺术影响，但转而也对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和美学发生影响。
在10世纪由中爪哇崛起而延伸到东爪哇的印度教马打兰王国，把影响力扩展到巴厘岛。王国公主马亨拉达塔嫁到巴厘岛，成为国王乌达亚纳·瓦玛德哇的王后，标志着爪哇人对巴厘岛的影响日渐增加。在11世纪国王艾尔廊加统治期间，巴厘岛实际上就属于马打兰王国的一部分。
信诃沙里王国科塔尼伽拉在13世纪在位时，致力扩充，增强爪哇人的影响力，特别是透过帕马拉尤远征把影响力伸展到巴厘岛及苏门答腊东岸的末罗瑜王国。公元1200年，有位来自爪哇名为Mpu Jatmika的人在加里曼丹岛（即婆罗洲）Tapin河边建立一名为Negara Dipa的印度教王国 ；这是爪哇人宫廷首次出现在南加里曼丹省。
满者伯夷王朝在约14世纪扩充领土，再次见证爪哇人在印尼群岛的势力扩张。一些爪哇文化元素，如甘美朗和格里斯剑可能是在此一时期引入爪哇以外，如如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而在此时，南加里曼丹省的马辰和西加里曼丹省的苏加丹纳成为满者伯夷的附庸，也是爪哇人的殖民地。公元1400年，Negara Dipa由印度教王国Negara Daha继承。从当地马来族班加尔人的艺术、文化和服饰上可看出爪哇人遗留的痕迹。
在15世纪满者伯夷王朝的末期，在印度教-爪哇风格发展之前即已存在的当地南岛民族元素得到复兴，例如苏库和伽陀两所印度教庙宇所呈现者。僵直哇扬皮影偶风格人物雕像和浅浮雕，以及阶梯金字塔的庙宇结构，取代经典的塔式印度教造型。这种印度化的逆向发展也被称为爪哇艺术中印度教-佛教模式的“爪哇化”。[8]
后期历史[编辑]
满者伯夷王朝覆亡之后，位于爪哇岛北部的伊斯兰教王国淡目苏丹国任命一位爪哇摄政者取代，以统治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17世纪初，一位淡目苏丹国爪哇贵族Ki Gede ing Suro在淡目苏丹国的苏丹过世后在巨港建立巨港苏丹国。巨港苏丹国以将多元文化（如马来族、爪哇族、伊斯兰教和华人）结合而闻名。巨港苏丹国宫廷的爪哇化过程体现在把爪哇语单字和词汇，例如wong（人）和banyu（水），融入当地的巨港方言之中。
17世纪上半叶，雄心勃勃的马打兰苏丹国统治者阿贡苏丹在位期间，爪哇文化再次扩张，把西爪哇和东爪哇的大部分地区囊括在内。透过军事行动如马打兰征服泗水而扩大在爪哇岛的影响。扩张行动包括把位于爪哇岛西部帕拉阳冈高地的巽他族公国：Galuh Ciamis、Sumedang、Bandung和Cianjur纳入版图。巽他族在这一时期接触并进一步融入爪哇的科贾文信仰文化。巽他哇扬皮影偶是巽他人受到哇扬皮影偶影响而发展出的皮影偶文化，其他融入的如甘美朗和蜡染文化也蓬勃发展。可能巽他语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采用爪哇语中所有的分级的单字和词汇，以展现礼貌表达。此外，爪哇语字母也被用来做巽他语的书写工具，被称为卡卡拉坎文（cacarakan）。
来自外国的影响，例如宗教和信仰等，有时是种有意的改变和适应，经过“爪哇化”后而让普罗大众接受。诸如发生在15世纪，被称为“爪哇的伊斯兰化和伊斯兰的爪哇化”的过程。例如瓦利松戈（九圣）中的苏南·卡利扎伽就以善用爪哇文化的表达方式，如甘美朗和哇扬皮影偶来提倡和传播伊斯兰信仰，而广为人知。哇扬皮影偶戏也在tabligh[9]和达瓦场合被用来宣扬伊斯兰信仰（称为Wayang sadat）。伊斯兰的爪哇化的另一个例子是清真寺的塔朱格金字塔多层屋顶的造型。爪哇化清真寺并未采用圆顶、宣礼塔、砖或石砌体的建筑模式，而是采用前伊斯兰艺术和爪哇建筑衍生而来的木工潘哈帕亭楼和梅鲁塔式屋顶。其中两例是位于中爪哇省的淡目大清真寺和位于日惹市的考曼大清真寺。
- 爪哇化宗教建筑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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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爪哇岛东部布罗莫火山，名为Pura Poten的印度教庙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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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主教信仰也采用爪哇语的单字和词汇，譬如用“Romo”（爪哇语：父亲）称呼天主教神父。天主教的传教工作也使用传统的哇扬艺术来宣扬圣经故事和基督教思想（称为wayang wahyu）。在建筑上，天主教兴建教堂时也采用爪哇建筑风格，例如位于日惹特区班图县的耶稣圣心教堂，另一个例子是在东爪哇省谏义里县的波萨朗教堂（Pohsarang Church ）。
在荷属东印度时期，许多爪哇人迁移到苏里南，在当地农作物种植园中工作。在印尼国内，爪哇人也迁移到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和马来半岛的柔佛等地方。西爪哇省、楠榜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均有大量来自爪哇的移民。
近代历史[编辑]
在1945-1949年之间的印尼独立革命期间，以及1949年独立之后，印尼许多国家标志都取自满者伯夷王朝（14至15世纪以爪哇为中心的王朝）。印尼国旗显示王朝旗帜颜色，而其上的国家座右铭Bhinneka Tunggal Ika（存异求同）和国家意识Pancasila（建国五项原则）也取自满者伯夷。印尼的开国元勋，尤其是苏卡诺，确实从以往本土智慧和哲学中取得精髓，以制定新国家的精神。爪哇文化自然是形成今日印尼文化最具有影响力的元素。
在苏哈托总统的“新秩序”政权（1966-1998年）期间，印尼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经历过爪哇化。行政级别也以爪哇风格和词汇组成，例如印尼语：Kabupaten（行政上为县 (印度尼西亚)之意）和印尼语：desa（行政上为村庄之意），这些名词最初在印尼的一些省份（例如西苏门答腊省和巴布亚省）是个陌生的名称。在印尼独立后的意义上，所谓“爪哇化”，描述的是爪哇族和受到爪哇化的个人逐渐在统治精英中占据压倒性，不成比例的大多数的过程。[10]
批评[编辑]
爪哇化在印尼的国家建设和维系民族团结的工作中一直是个重要的敏感议题。除了文化界，爪哇人还主导了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苏哈托执政期间，许多民众都认为政府在推广森严的阶级观念、实行威权统治和恣意妄为，把这种趋势称为“爪哇化”、“马打兰化”或“封建化”。他们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爪哇文化的糟粕。和这种趋势同时出现的现象还有炫耀地位的傲慢行为，这种行为可称为“士绅化”，即以爪哇贵族的姿态示人[11]。
将稠密的爪哇人迁移到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和西巴布亚岛等的“印尼国内移民计划”也被批评是加速和促进爪哇化的做法。印尼的这项移民措施还加剧各地发展的差距问题，爪哇岛以外之地对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福利不满，而国家的基础建设和财富分配似乎只专注及独厚爪哇岛。
但是印尼国内移民，移出者主要是马都拉人和爪哇人，也包含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如信奉印度教的巴厘岛人。[12]而在印尼东部，如马鲁古省（也称为摩鹿加省）和巴布亚岛，大多数移民来自苏拉威西岛（锡江和布顿岛的布吉人）和马鲁古省本身，而非来自爪哇岛。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 ^ Sutarto, Ayu. Becoming a true Javanese: A Javanese view of attempts at Javanisation. March 2006 [2022-05-16]. doi:10.1080/136398106006508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3）.
- ^ See Transmigration program of Indonesia, the government policy to resettles the poor Javanese to outer parts of Indonesia are generally not welcomed by native popula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newcomers threaten to become the majority there.
- ^ Mulder, Niels. Chapter 3. Javanization, Inside Indonesian Society: Cultural Change in Java. Kanisius. 2005: 51 [2022-05-14]. ISBN 978979210949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3）.
- ^ Sarsito, Totok. Javanese Culture as Guidance for Suharto’s Personal Life and for His Rule of the Country (PDF).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March 2011, 1 (1) [2022-05-16].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2-05-31）.
- ^ Supomo, S. Bellwood, Peter; Fox, James J; Tryon, Darrell , 编. Chapter 15. Indic Transformation: The Sanskritization of Jawa and the Javanization of the Bharata. epress.anu.edu.au. 2006 [2013-11-06]. ISBN 9780731521326. doi:10.22459/A.09.2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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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gdalena, Federico V. Isla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ā. Center for Philippine Studies. [2015-06-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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