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咨文

国情报告，或称国情咨文，是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向国会提出有关国家治理方针的报告。各国的国情报告或国情咨文制度，有所不同。

概说

针对国情报告（国情咨文）的学术意见认为，在不同的政府体制下，其目的有所不同。总统制之下，总统之所以需要定期向国会提出国情报告，说明政策方向，是因为总统并无法案提案权，却又执掌行政，有必要建立与国会间的沟通管道。内阁制之下，内阁首长（政府首脑）既然可以提出法案，也同样掌握行政权力，他有权力且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半总统制之下，总统虽然没有法案提案权，但他并未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制度上总统没有向国会提出国情报告的必要。

美国

主条目：国情咨文 (美国)

美国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制度，是总统每年至国会报告国情。其目的包含报告国内外情势、提出未来立法建议、发表个人治国理念等。美国宪法仅规定总统“应经常向国会报告联邦的情况”（第2条第3款），总统有时仅提出书面咨文，但1934年起，通常会在每年的1月或2月至众议院议场发表。发表时，参众两院议员、各部部长、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人均会到场，议员不会干扰报告进行，不会针对内容进行提问，也不会讨论或表决，总统报告完成后，即离开会场。不过，反对党会在电视台上发表对国情咨文的回应（Televised Opposition Responses）。

法国

在第五共和之前，法国宪法上原本就有总统对国会的咨文权规定。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制定时，也于第18条规定：总统可以向国会（但限于两院联席会议）递送咨文（messages），由他人代为宣读，总统不进入国会，国会也不得针对该咨文讨论。第五共和宪法设计此一制度的考量在于，总统是由国会两院选出（1962年后改为全民直选），有必要与其“选民”（国会议员）沟通。

2008年，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修正时，为了强化对总统的监督，修宪研议委员会建议扩大总统与国会之间的互动，允许总统可以针对单一国会（法国为两院制）提出国情报告演说。最终修正的条文，扩大总统的咨文演说权（le droit de parole），允许总统对两院的任一院提出咨文；国会可以针对咨文内容讨论，但仍不可附随表决。学术上对此有各种评价。如法国有学者认为，修正制度强化总统对于其它宪政机关的优势地位，间接彰显总统为国家大政方针决定者的宪政角色，扩增总统权力；在总理负责的政治领域中，增加总统介入干预的机会，弱化总理作为行政首长的角色；让总统有机会主动向国会诉求政治主张，有利其权力布局。而台湾的吴庚与陈淳文认为，此次修正形式上虽然使得总统更具有权力正当性，也强化国会对总统监督的力量，实质上只具有政治表演的性质，无法真正提升总统权力正当性，也无法强化国会的监督。

中华民国

1994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3次修正，赋予国民大会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的权力。此制度受有批评，认为表面上看似在总统直选后，权力增加，为了强化监督而设，实则会混淆宪政体制、弱化总统宪政地位；国民大会之所以设计此制度，是其“修宪扩权的作品之一”，“实际的运作经验却是留下总统于国大议场中遭到羞辱，国大荒唐议政的不良纪录”。

在2000年第6次修宪时，国民大会自我虚级化，改于《增修条文》第4条第3项规定：“立法院于每年集会时，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将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的权力，移转于立法院。立法院亦为此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增订有关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的规定。

针对此一国情报告听取制度的性质，学者李惠宗认为，修宪者或许有意透过国情报告制度让中华民国的政府体制朝向总统制倾斜，但此制度仅具政治礼貌的象征意涵，立法院可以针对国情报告内容提问，但不能质询；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规定，问题仅会汇整给总统参考，立法委员的意见对总统并无拘束力。

学者陈淳文认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明文列举的总统权限，但不管总统国情报告的形式是什么，它都不算是总统与立法院之间的“直接对话”；国情报告的内容，如果要发生具体的法律效果，仍必须透过行政院落实。陈淳文与吴庚并指出，听取总统国情报告虽然属于宪法赋予立法院对总统的监督性权力，但这类对总统的监督性权力，因为中华民国总统实权有限，且总统不对立法院负责，“不属立法院日常惯行的权力”。

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教授陈春生认为，以孙文的五权宪法思想检视，2000年第6次修宪时，赋予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的职权，符合遗教，“至为正确”，但“不必接受‘质询’或‘听取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