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芬事件
| 茉莉芬事件 Peristiwa Madiu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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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的一部分 | |||||||
 1948年9月涉嫌参加茉莉芬事件的左派人士被国民军士兵押解的情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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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印尼共和国政府 |
人民民主阵线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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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卡诺 穆罕默德·哈达 阿卜杜尔·哈里斯·纳苏蒂安 |
阿米尔·谢里夫丁 马鲁多·达鲁斯曼 佐科·苏约诺 苏立诺 | ||||||
| 兵力 | |||||||
| 350,000 | 35,000 | ||||||
茉莉芬事件（印尼语：Peristiwa Madiun）是1948年9月18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尼）政府和左派团体人民民主阵线在东爪哇省茉莉芬市发生的武装冲突[1]。事件发生于印尼独立战争期间，左派支持者在人民民主阵线内外交困之际占领茉莉芬，攻占政府和国民军的总部，并与国民军士兵交战。结果人民民主阵线大多数成员被印尼政府捕杀。
事件的起因是1947年下半年社会党的分裂，以及1948年1月第二届阿米尔·谢里夫丁内阁的倒台，下野的前总理阿米尔·谢里夫丁极力反对继任的第一届哈达内阁，并与其他共产主义组织组成人民民主阵线，反对哈达内阁贯彻《伦维尔协定》。之后哈达内阁在裁军的时候，解散谢里夫丁在任总理期间组织的左派民兵部队，受到人民民主阵线的非议。1948年8月底、9月底左派军队在共和国控制区的第二大城市——梭罗节节失利，是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共和国政府认为这次事件是一次叛乱，并于9月30日派兵收复茉莉芬。最后涉及事件的左派领袖和叛军士兵多数在10月至12月期间落网，并于12月19日处决。
背景[编辑]
| 印度尼西亚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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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的分裂和哈达内阁的成立[编辑]
茉莉芬事件的起因可追溯至1948年1月第二届阿米尔·谢里夫丁内阁的倒台[2]。早在1947年下半年，阿米尔·谢里夫丁所属的社会党就已经分裂为以他为首的多数派（又称“左派”）和以苏丹·夏赫里尔为首的少数派。谢里夫丁认为印尼应与俄国结盟，并效法其为工农阶级谋取福利的社会政策，而夏赫里尔则指出印尼的资产阶级由荷兰人和华人组成，并无“民族资产阶级”，故马克思主义中“为特定阶层谋福利”的主张不适用于印尼社会，还认为印尼应该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为世界和平出一分力。谢里夫丁内阁在1948年1月签署《伦维尔协定》之后，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民族党）和马斯友美党相继退出内阁，引致内阁的垮台，其后穆罕默德·哈达受命成立一个总统制内阁。不久后，两个派系便彻底决裂了[3]。
在1948年1月28日谢里夫丁卸任总理之前，夏赫里尔、约翰内斯·莱梅纳等政客就已经邀请哈达接任总理。哈达同意了，不过他要得到民族党和马斯友美党的支持，才愿意组织内阁。由于哈达有需要组建一个得到全国各派（包括右派和左派）支持的内阁，所以他邀请谢里夫丁派出任内阁的某些职务[4]，然而他们拒绝了，而且还要求哈达把重要的职务留给他们，比如把国防部长的职务留给谢里夫丁（他曾经在担任总理期间兼任国防部长），这样他们才愿意支持哈达内阁[5]。结果谈判破局，哈达在1948年1月31日成立一个没有谢里夫丁派人士参与的内阁[6]。虽然如此，夏赫里尔还是极力游说两名社会党党员加入哈达内阁，而且成功了，于是社会党开除了他们三个人的党籍。然后他们另外组织了一个称为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新政党[7]，这个政党才刚刚成立，就支持哈达内阁施政[8]。哈达内阁施政纲领的重心是两项要优先处理的事项，包括：一、《伦维尔协定》的贯彻，二、裁减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规模[9]。
人民民主阵线的成立[编辑]
哈达内阁成立后，谢里夫丁派逐渐变成反对派。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合作，务求在内阁取得一席之位[10]，不过他们在内阁没有盟友，目标也无从实现。2月26日，谢里夫丁派在梭罗举行一场群众集会，重整内部架构；他们跟社会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印度尼西亚工党、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组成人民民主阵线（Front Demokrasi Rakjat, FDR），由谢里夫丁担任主席[8]。过了几个星期，人民民主阵线发表政纲，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反对《伦维尔协定》，二、终止与荷兰殖民政府之间的谈判，三、把所有外资企业收归国有[11][12]。他们极力反对哈达内阁的立场从第一项要求就可以清楚看出——实行《伦维尔协定》是哈达内阁的主要工作目标，也是人民民主阵线反对的事情。
人民民主阵线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两处——军队和劳动阶层。谢里夫丁在1947年7月至1948年期间兼任国防部长，并于这段期间在军队建立起自家的势力。他有能力令国民军军官听命于自己，这些军官通常知道为了应对荷兰将来的军事行动而藏在山区的军火可以在甚么地方找到。谢里夫丁还在1947年8月成立一个称为“社会国民军”（TNI Masjarakat）的组织，原意是在地方层面动员群众保卫家园，支援国民军的运作，谢里夫丁在这个组织的地位很高。国民军是中央政府属下的武装部队，社会国民军则是由佐科·苏约诺（Djoko Sujono）上校率领的地方军事组织[13]。另外，人民民主阵线还在当时印尼最大的劳工组织——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占有主导地位。当时这个组织估计有20万至30万名会员，他们主要来自共和国控制区，主要是城市劳工和种植园员工。[14]
裁军计划的推行[编辑]
共和国控制区在1948年收容了大量从荷兰新近占领的地方（例如泗水）涌入的难民，造成劳动力过剩；同时国民军拥有的军火、武器不足以分配给20万名冗兵。为此哈达内阁在成立一个月之后，即1948年2月27日颁布1948年第9号总统令，开始着手裁军。他们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解决经济问题[15]，也可以重组军事组织，还可以释出大量劳工，回归生产。哈达说，实现这个目标的办法有三种：一、准许有意恢复原职（教师、私人企业员工）的军官复员，二、把军官调回发展及青年部，三、遣散数以百计的军官，把他们送回农村[16]。按照裁军计划，国民军的人数首先要削减至16万，最终要削减到5万7千名正规军人。[17]
人民民主阵线其中一个重要据点——社会国民军在1948年5月15日解散[18]。亲西方、亲政府的军官希望自己麾下的军队缩减规模，变得更有纪律，更值得信任，还认为社会国民军没接受过充分的训练，没接受过教育，而且和共产主义组织关系密切[19]。政府希望国民军由接受过严格军训的专业军官率领，同时收编两支亲政府的武装部队——驻扎在西爪哇省的西利旺义师和陆军宪兵队（Corps Polisi Militer, CPM），承认两者的的合法地位[20]。
与此同时，哈达内阁决定把驻扎在梭罗[21]的国民军第四师（又称森诺巴迪师）并入第一师，引起第四师军人的失望和抗议[22]。之后第四师师长苏达多（Sutarto）上校和部下无视哈达内阁的指令，开始重建第四师，将之改为“准备就绪的军事单位”，命名为“森诺巴迪公爵战斗师”（Divisi Pertempuran Panembahan Senopati），还得到梭罗居民和人民民主阵线支持者的支持[22]。苏达多在1948年7月2日离奇遇害；人民民主阵线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哈达内阁为了裁减军队而采取的手段[23]。
慕梭的复归和人民民主阵线／印尼共的重组[编辑]
1948年8月11日，印尼共的资深领袖慕梭和在布拉格出席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之后回国的印尼共中央委员苏立诺[24]返回印尼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日惹，点起了茉莉芬事件的导火线[25]。慕梭是印尼共和国总统苏卡诺的政治前辈，也是苏卡诺寓居泗水的时候结识的好朋友，一天慕梭应苏卡诺邀请，到访日惹总统府；一位记者提到他们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热泪盈眶。[26]
慕梭的复归是人民民主阵线历史的转折点。人民民主阵线在1948年8月26日至27日举行一次会议，通过一份新政纲，并成立一个由左翼政党党员组成的政治局，由慕梭担任主席。会议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包括马鲁多·达鲁斯曼（Maruto Darusman）、陈粦如、塞蒂亚吉德·苏贡多、迪帕·努桑塔拉·艾地、维卡纳、谢里夫丁和阿利明等人，他们都是人民民主阵线的成员。这次人事任命为人民民主阵线的政敌提供了一个理由，发动一场反对印尼共的宣传活动。为了“铲除共产主义者”，共和国政府已经预备好几个对策；他们指控慕梭的罪状当中，以“鼓吹共和国介入苏美冲突”这一条最为严重[27]。
倒数阶段[编辑]
人民民主阵线领袖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巡游中爪哇省、东爪哇省各地，宣传慕梭的政治思想。也有印尼共领袖留在日惹，尝试和民族党和马斯友美党的领袖谈判，希望他们同意改组内阁，令人民民主阵线的代表成为内阁的一份子。这时候，人民民主阵线的内、外部形势仍然是非常混乱的。在内部，8月26日至27日期间，人民民主阵线在新埠头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却遭到印尼共党员和社会党党员的反对。在外部，1948年9月头两个星期之间，共和国政府和左派团体在共和国仅次于日惹的第二大城市——梭罗上演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28]。亲政府的军事部队曾经和支持人民民主阵线的武装部队发生小型的冲突——苏达多身亡之后，“忠于政府、反对左派[28]”的西利旺义师进驻梭罗，梭罗的政治动向就变得越来越紧凑，越来越不稳定。“左派军官”开始遭到绑架，甚至遭到杀害，令人民民主阵线在军队的实力开始下滑，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也绑架了亲政府的军官[29]。海军绝大多数军官和某些低阶军人在9月7日在被绑架到西利旺义师的司令部，森诺巴迪师在9月9日得到政府同意，调查上述的绑架案之后，这个师属下的军人也遭到绑架。9月13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团员在玛琅以南的勿里达被捕[30]，到了9月16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部又遭到袭击[29]。
后来亲政府的右派人士已经占领了梭罗，于是茉莉芬便成为人民民主阵线唯一一个重要据点[31]。不过从9月初开始，反共组织和亲政府势力也开始渗入茉莉芬[32]。
事件经过[编辑]
茉莉芬的人民民主阵线地方领袖一留意到在梭罗发生的事情，就感到不自在，于是他们向身处于谏义里（位于茉莉芬以东35里处）的人民民主阵线领袖报告事态的进展；对方命令他们解除当地“煽动者”的武装，避免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苏玛索诺和佐科领导人民民主阵线在9月18日凌晨3时占领政府总部、电话机楼和国民军总部。期间人民民主阵线和国民军发生了一次短暂的战斗，结果两名军官死亡，四人受伤。几小时后，人民民主阵线就把茉莉芬占领了。塞蒂亚吉德和维卡纳接管了茉莉芬的民政机关，并成立“茉莉芬地区民族阵线政府”（Pemerintah Front National Daerah Madiun）[33]。然后苏玛索诺在电台上宣布：“胜利从茉莉芬开始。”[34]
慕梭和谢里夫丁一听到9月18日发生了甚么事情，就来到茉莉芬，和苏玛索诺、塞蒂亚吉德、维卡纳讨论茉莉芬的形势[34]。苏卡诺总统在9月19日晚上10时宣布茉莉芬事件是一次意谋推翻印尼共和国政府的叛乱，还宣称慕梭已经组建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他说印尼人是时候选边站了，他们要么就站在苏卡诺、哈达这一边，要么就站在慕梭和印尼共那一边[33]。然后，对爪哇族社会影响很大的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向公众演讲。他呼吁人民完全信任苏卡诺和哈达，允许他们粉碎共产主义运动[35]。慕梭在晚上11时30分回应苏卡诺说，他要向印尼共和国政府宣战。他会说服印尼人民苏卡诺和哈达是美帝国主义的奴隶、“叛徒”和“劳务者的掮客” [36]。
人民民主阵线某的领袖选择跟慕梭分道扬镳。他们在9月20日宣布愿意和印尼共和国政府和解。当天晚上，茉莉芬的军事指挥官在电台演讲，说在茉莉芬发生的事情不是政变，而是一次尝试，目的是纠正“要把革命领到另一方向去”的政府政策。然后，带头引起这次事件的苏玛索诺也向公众发表类似的宣告，他说这次事件的原意是纠正哈达内阁的政治目的。[37]谢里夫丁在9月23日尝试说服政府的时候表示人民民主阵线的宪法仍然是印尼共和国的宪法，他们的国旗仍然是红白旗，他们的国歌仍然是《伟大的印度尼西亚》[38]。
后续[编辑]
印尼政府似乎忽略了人民民主阵线领袖终结冲突的努力，并在同时利用这次小规模的起事“镇压印尼的左派”[39]。镇压左派的军事行动由阿卜杜尔·哈里斯·纳苏蒂安领导，他承诺在两星期内平息局面。哈达坚持要在荷兰人插手之前尽快平息叛乱，重夺茉莉芬[40]，共和国政府也开始在日惹和梭罗清剿共产党员。他们在9月30日指派西利旺义师的沙迪京（Sadikin）中校动员麾下的士兵占领茉莉芬。为了避免和国民军发生冲突，人民民主阵线／印尼共的领袖在谢里夫丁的指挥下开始离开茉莉芬，撤往山区。他们来到了一条叫做甘棠岸（Kandangan）小村庄，还发现谢里夫丁在担任总理的时候留下的军火、武器。令他们意外的是，沙巴鲁丁（Sabarudin）少校领导的宋科诺师属下的一个营已经占领了这条村庄[41]。
共和国政府在10月28日拘捕1,500名隶属于最后一支叛军的士兵。三天后（10月31日），慕梭在休息室藏匿的时候拒绝投降，结果被击毙。他的尸体首先运到波诺罗戈示众，然后用火烧毁[42]。佐科和马鲁多在11月29日被捕，谢里夫丁也在12月4日被捕。国民军总部在12月7日宣布这场“暴乱”经已平息，并表示他们已经拘捕了35,000参与叛乱的人士，当中大多数是士兵。谢里夫丁等人民民主阵线领袖最终在12月19日处以死刑[43]。
跟大多数被捕、被杀的人民民主阵线／印尼共领袖不一样的是，苏玛索诺逃脱了。离开茉莉芬之后，苏玛索诺首先逃往北方的荷兰控制区。荷兰王军首先以非法藏有金银财宝的理由拘捕，并在同时怀疑苏玛索诺参加过茉莉芬事件。苏玛索诺成功以假冒的身分骗过荷兰当局，并在7月30日获释，却在10月29日因为假冒身分再次被捕。经过调查之后，荷兰当局在11月11日公开苏玛索诺的身分，以及他在茉莉芬事件期间进行的政治活动，并决定把他送到新几内亚处决。不过他还没遭到处决，就在12月13日成功越狱，逃到北苏门答腊省担任教师。直至1965年苏哈托带领印尼政府发动反共运动之后，苏玛索诺才再次被捕。[44]
争议[编辑]
茉莉芬事件是否政变这个问题是关于这次事件的一大疑团。其中一个说法认为1948年9月18日发生的事件只是夺取城市管治权的行动（coup de la ville），也就是夺取茉莉芬市政府的行动。人民民主阵线／印尼共的领袖承认日惹政府是他们的中央政府，而且认为他们没有谋划政变，只是解除军官的武装和任命地方政府的负责人[45]。事件发生期间，人民民主阵线某些高层并不是身处于茉莉芬，有的在城外宣传他们的政治思想，也有的留在日惹。左派也有派出代表，参加共和国政府在9月20日举行的会议，这是发动政变的团伙不会做的事情[46]。另一个说法则认为，茉莉芬事件的确是一场政变，目的是推翻共和国政府（这个说法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认可），还认为人民民主阵线／印尼共试图利用罢工、反政府集会和混乱的形势夺取政权。这两个说法都是言之凿凿的。政治运动家史福义认为，当时印尼政府一方面面临经济困境，另一方面无法在独立革命期间实现期望，由此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令印尼人民（包括爪哇族社会）感到不满。他认为茉莉芬事件应该视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47]。
参见[编辑]
脚注[编辑]
- ^ Sugiyama 2011，第20页.
- ^ Kreutzer 1981，第1页.
- ^ Kahin 1970，第230–231, 258页.
- ^ Soe 1997，第162–163页.
- ^ Kahin 1970，第231–232页.
- ^ Sugiyama 2011，第32页.
- ^ Kreutzer 1981，第5页.
- ^ 8.0 8.1 Kahin 1970，第259页.
- ^ Kreutzer 1981，第3页.
- ^ Kreutzer 1981，第6页.
- ^ Kreutzer 1981，第6–7页.
- ^ Pinardi 1966，第29页.
- ^ Soe 1997，第94页.
- ^ Kahin 1970，第260–261页.
- ^ Soe 1997，第193页.
- ^ Soe 1997，第194–195页.
- ^ Kahin 1970，第262页.
- ^ Soe 1997，第194页.
- ^ Kreutzer 1981，第8页.
- ^ Kreutzer 1981，第8–9页.
- ^ Kreutzer 1981，第9页.
- ^ 22.0 22.1 Kreutzer 1981，第10页.
- ^ Soe 1997，第198页.
- ^ Soe 1997，第207-209页.
- ^ Poeze 2009，第516页.
- ^ Soe 1997，第211页.
- ^ Kreutzer 1981，第25–26页.
- ^ 28.0 28.1 Poeze 2009，第515页.
- ^ 29.0 29.1 Soe 1997，第230页.
- ^ Kreutzer 1981，第27–30页.
- ^ Kreutzer 1981，第31页.
- ^ Kreutzer 1981，第29–30页.
- ^ 33.0 33.1 Kreutzer 1981，第34页.
- ^ 34.0 34.1 Kahin 1970，第291页.
- ^ Soe 1997，第239页.
- ^ Kreutzer 1981，第36页.
- ^ Kahin 1970，第298页.
- ^ Kreutzer 1981，第36–37页.
- ^ Kreutzer 1981，第37页.
- ^ Soe 1997，第250页.
- ^ Kahin 1970，第299页.
- ^ Soe 1997，第259页.
- ^ Pinardi 1966，第153页.
- ^ Sugiyama 2011，第39–40页.
- ^ Soe 1997，第270页.
- ^ Kreutzer 1981，第38页.
- ^ Soe 1997，第271-273页.
参考资料[编辑]
- Kahin, George.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70. ISBN 0-8014-9108-8.
- Kreutzer, Rudi. The Madiun Affair: Hatta's Betrayal of Indonesia's First Revolution. James Cook University. 1981. ISBN 0-86443-027-2.
- Pinardi. Peristiwa Coup Berdarah P.K.I. September 1948 di Madiun. Inkopak-Hazera. 1966 （印度尼西亚语）.
- Poeze, Harry A. The Cold War in Indonesia,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40 (Special Issue 3: Asian Cold War Symposium): 497–517. doi:10.1017/S002246340999004X.
- Soe, Hok Gie. Orang-Orang di Persimpangan Kiri Jalan. Yayasan Bentang Budaya. 1997 （印度尼西亚语）.
- Sugiyama, Akiko.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donesia's Madiun Affair: personal narratives, political transitions, and historiography, 1948–2008. Indonesia. 2011, 92: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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