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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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文集》最初發表於小型無政府主義期刊。

《五月文集》是一部六篇無政府主義文集，由保羅·古德曼於1945年撰寫和出版。古德曼探討了生活在一個強權壓制人性的社會中面臨的問題。他建議個人應重拾天性，通過「劃清界限」來抵制這種局面，即個人應拒絕遵循或配合社會陳規。《五月文集》的主題為權力下放、和平共處、社會心理和青年解放，儘管這些主題在古德曼作品中反覆出現，但其後期的社會批評側重於實際而非理論。

起初，該文集的文章零散出版在紐約的無政府主義小型期刊上，並最早作為文學論文集匯編在《藝術與社會自然》（1946 年）中。這些文章初期並不廣為人知，但古德曼於1960 年出版的《荒誕成長》一書重新引起人們對其作品的興趣，其中就包括該文集在《劃清界線》（ 1962 年）中的再版。《五月文集》是古德曼對無政府主義理論的主要貢獻，對科林沃德（Colin Ward）影響重大，後者後作《無政府主義行動》一書以紀念古德曼。

出版[編輯]

保羅·古德曼是當時美國文學界最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之一。上世紀40年代，他還未成名時便首次闡明了個人政治信仰。 [1]當時，古德曼反對二戰草案，無政府和平主義同僚成群，二戰社會生存條件苦不堪言，此類背景促使古德曼撰寫了數篇文章[2] ，這些文章後匯編為 1945 年 5 月和 6 月初的《五月文集》（其中十月撰寫的《革命，政治，戰爭》一文除外）。 [3]早在 1945 年 5 月接受採訪之前，古德曼就開始了文章的撰寫。據說，他當時攜手稿，將自我描繪成是屢教不改之徒，且不適合參軍。 [4] [5]古德曼拒絕放棄和平主義信條，因此被主戰的《黨派評論》雜誌和盛極一時的紐約文學界除名。古德曼輾轉至城市的邊緣——波希米亞社區。 [6]他開始在數家小眾無政府主義期刊上發表文章[7]，在各個期刊圈中都頗具有影響力。 [6] [8]古德曼在其中三家期刊，即《為什麼？：無政府主義公報》、《反駁》和 《政治》中各發表了一篇文章, 後被編為《五月文集》。 [9]

最初，完整的文集出版於古德曼所撰《藝術與社會自然》（1946版）一書。 [10]歐文·諾維克 (Irving Novick) 的個人出版社Vinco出版了該書，但銷量不佳。 [11] 《藝術與社會自然》一書將古德曼的無政府主義隨筆與其文學論文共匯其中。作者認為這些主題有共鳴，並認為社會秩序主要是美學問題。 [2]作為該書的開篇，《五月文集》由古德曼 1945 年所撰的無政府主義短文組成。 [12]另一位出版商亞歷山大·卡茨 (Alexander Katz) 閱讀了該書「政治」部分中的《革命，政治，戰爭》一文，並對古德曼產生了興趣。卡茨收購了Vinco出版社，並一同買下了這本書未售出的副本。上世紀40 年代後期，卡茨建立了自己的個人出版社，並將 Vinco 更名為藝術與科學出版社。

《成長的荒誕》 (1960) 一書開啟了古德曼的社會評論家生涯，[13] 他也藉機修改了文集，準備再版，並在1962年出版的《劃清界限》一書中將文章調序。1972年古德曼去世，此後他的遺稿保管人泰勒·斯托爾（Taylor Stoehr）在1977年重新發行的《劃清界限》中使用了這一修訂版，並進行擴編，將古德曼的其他政治文章納入，[3] 如一篇題為《危機與新精神》的新文章。[13] 《五月文集》於1977年翻譯成德語（Anarchistisches Manifest）出版。[14]

概要[編輯]

《五月文集》中，古德曼探討了社會問題，這種社會打壓人性、限制個人自由，即一個極權社會。他的論點是，一個極權社會依賴於壓制人性，而打破牢籠的解藥是主動出擊，在當下形成一個「自然社會」，而非等待大規模的結構變化。[15] 《五月文集》原件共49頁，包含六篇文章：

自由社會不是用「新秩序」取代舊秩序，而是自由行動的擴張，直到構成大部分社會生活。 ... 自由行動就是生活在當前的社會中，一切以自然社會發展。
《五月文集》[16]
  1. 《劃分界線的思考》
  2. 《論背叛自然社會》——最初發表於《反駁》，1945年秋季[9]
  3. 《自由意志主義的試金石》——最初發表於《為什麼？》，1945年6月[9]
  4. 《自然暴力》
  5. 《革命，社會，戰爭》——最初發表於《政治》，1945年12月[9]
  6. 《一致》

《五月文集》中，古德曼提及了「自由意志主義者」一詞，指的是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 (如無政府主義者) 信仰, 這是那個時代的共同內涵。[a]

第一篇短文為《關於劃分界限的思考》，該文認為創造性是自由意志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必要條件。古德曼將自由意志主義視為「自然力量」的實現：個人通過活出天性來創造藝術和社會。該文集的主旨是：「自由行動就是生活在當前的社會中，一切以自然社會發展」。儘管古德曼也認為「任何真正的解放」都需要「徹底的變革」，但他寫道，自由社會不是簡單地用「新秩序」取代舊秩序，而是自由行動不斷擴張，形成一個自由社會的整體。在此語境下，「自由」和「自然」的確切含義並不精確，但通常指的是互助工作而無強制法律壓迫。古德曼認為「強制限制」包括勞工的工作時間和專業技能的限制，以及成年人對兒童性意識「缺乏鼓勵」。標題中的「劃分界限」指的是建立界限，如畫地為界，而一旦超出界限，個人將採取抵抗行動。但是古德曼保守地主張不相為謀，而非發起暴動，反戈一擊。古德曼踐行了這一立場，他無視社會陳規，過着一種自由、「性多元化的波西米亞式藝術家生活」。[17]

古德曼認為，現代社會集中發展工業是因為人與自然互相疏離，從而引發不滿、脅迫和戰爭。[18] 他將這種權衡稱為「社會學」，即大眾遠離自然，推動工業進步，希望獲得更高的生活水平。[19] 通過這種方式，人們的潛在欲望以制度權力之名被脅迫成為行為規範。[20] 古德曼對此的解決方案是回歸自然。在自然中，人們重歸自然欲望和力量，追求有意義的工作、互助協作，走向直接民主。這種轉向的革命性潛力在於個人決策，[18] 而非集體行動。[21]

第一版《論對自然社會的背叛》、《自由意志主義的試金石》和《革命，社會學，戰爭》(1945)

第二篇文章探討了小型反抗行為對個人的益處。[22] 對於古德曼來說，「背叛自然社會」意味着自我背叛，在此過程中，一個人內心知道自己不得已違背了自己的本性，但卻「懦弱地背離本心」並選擇順從。他寫道，這種自我天性的背叛，正是引發戰爭的原因。[23]

第三篇文章為《自由意志主義的試金石》，旨在鼓勵自由意志主義者（即無政府主義者）淡化對罪行[24]的偏見並反之對其辯護。因為古德曼認為這些罪行更可能是政治性的。[25] 他稱讚邊緣化個人行為（「自由行為」）是「我們最有力的宣傳」[24]，並認為大多數可監禁犯罪在政治上都為非犯罪行為：壓制言論自由會使人們產生畏懼。 他認為，如果囚犯被釋放，輕微罪行雖會增加，但重罪會大量減少。然而古德曼指出，這一提議是不可取的，因為監獄的存在是道德關係和財產的前提。[26]

第四篇文章為《自然暴力》，將諸如出生、死亡和性等自然體驗的「貧瘠」歸咎於侵略性越軌行為，比如戰爭（「戰爭是非自然暴力」）。[24]

《五月文集》的最後兩篇文章更加理論化。與首次發表在《政治》雜誌上的其他文章類似，《革命、社會學、戰爭》是針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無政府主義式回應。古德曼贊同卡爾·馬克思的社會心理學，但不同意其國家主義和歷史主題。[24] 在探討美國的社會結構時，古德曼提議應依靠以互助為基礎的小型社區團體，而非大型政府和公司。古德曼認為，他在上世紀40年代建立的團體追求工業進步，但與個人天性背離。[27] 他寫道，那些外部機構狹隘地強調社會經濟進步，對於一些崇尚去中心化工團主義、相互協作的人來說，它們只是實現個人願望的渺小替代品。[28] 如果立即創建這些小型團體，那麼就可以通過有意義的工作和直接參與決策，以此實現個人成就。這好像「眾人皆醉我獨醒」，摧毀一個龐大、匿名、面向大眾消費的社會，該社會的決策愈發由受益者從外部做出。[27] 古德曼希望通過友好競爭和相互依存等「自然機制」，例行侵略行為能得以緩解。[29]

第六篇也是最後一篇文章為《一致性》，該文主旨是只有新想法才能解決自然衝突。古德曼問道：「如果一個人不能開創出路，那麼他憑什麼成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呢？」 他將負面批評歸咎於那些消極無為之人，而正面批評（古德曼社會批評論中的一個基調）可能帶來實質改善和自我實現。 他認為，個人的創新努力離不開其深層次的精神需求（天性）以及廣大智慧。[29] 古德曼特別強調一致性，而非粗略的共識。他寫道，通過使衝突愈發尖銳，直到出現新的想法，一致性便會達成。[30] 他還表示，統一個人的社會和政治態度如同良藥。[29] 古德曼認為其評論是標準的無政府主義，以精神分析學理論相輔。[31]

主題和分析[編輯]

《五月文集》主要探討個人如何通過自然能力來抵制強制性社會條件，並得出解決社會困境的方法。[12] 古德曼認為，個體的能動性，包括社會和生物層面的驅動力和違背規則的動物本能，及其帶來的衝突是生存的目的、團體形成的基礎和發展的特質。古德曼提議，個人應認識到自己的天賦，並創造性地運用這些能力，而不是任由社會內部強制壓力影響這些能力。他寫道，通過追求創造性的工作、滿懷激情和情感生活，以及「怡然自樂」，個人可以在強制性社會中實現自由。[12] 對古德曼來說，公民的義務意味着消除體制障礙，因其將人們與生活基本環境相分割。他寫道，「發動和平」如同「發動戰爭」。[32]

儘管這些文章沒有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案，但古德曼在大多數情況下建議採取一些方法，比如避免社會脅迫，從而避免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危險。或者「劃清界限」，這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界限，超出這個界限，個人應該拒絕遵守或配合社會慣例。[12] 為了緩和「劃清界限」所帶來的衝突，他主張個人在自己的非對抗力量範圍行動：從改變自身做起，而非試圖直接影響他人；將自己從脅迫的處境中解脫出來，轉而尋找志趣相投的團體。[33] 古德曼更偏向無政府主義體系，能夠自我認知和改變偏見，從而創造一種開放的世界觀，多種相悖觀點得以共存。[32] 他同時提出，公民抗命是無政府主義的核心之一：個人應以德報怨，即使面對監禁的罪名。古德曼認為，這繼而有助於人們更好地區分政治犯和普通罪犯。[32] 儘管他在這些文章中沒有特別提到徵兵或其和平主義，但這些文章通常鼓勵逃避徵兵和反戰。[11]

古德曼的遺稿保管人泰勒·斯托爾（Taylor Stoehr）表示，古德曼寫這些文章很可能是為了證明自己逃避服兵役的合理性。古德曼的政治思想源於他個人的處境，這是他應對問題的思考，斯托爾認為這一點體現在其論文中。古德曼的傳記作者寫道，古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這些原則，他對本能的依賴有時是他最討喜的特質之一，除非他無法認知自身更深層次的本能，也無法表達自己的困惑，且無法對此承認。[11]

儘管《五月文集》的主題（權力下放，和平共處，社會心理，青年解放）在古德曼後期的作品中反覆出現，但他的社會批判側重實際而非理論。[31]

影響和貢獻[編輯]

《五月文集》是古德曼對無政府主義理論的主要貢獻。[16] 這些文章既是他第一部明確的政治作品，[18] 也是他當時最首要的政治作品。[34] 這本文集明顯缺乏階級分析，背離了激進的傳統。新左派的思想史《愛神之黨》寫道，相比於馬克思主義或基督教工人階級激進主義的著作，《五月文集》更像一部古希臘直接民主著作。[35] 這些文章對位於紐約中心的組織「Why? Group」影響深遠，[8] 該組織對傳統的無政府主義不再抱有幻想，對日益高漲的親戰熱情感到疏遠，但對一類政治感到興奮，即將漸進的個人變革置於千禧年集體衝突之上。古德曼重新定義了無政府主義政治，將歧視和徵兵等言論問題提升為對自由和福祉的威脅。[36] 古德曼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影響了《政治》雜誌的發展，包括和平主義、非暴力、個人社會主義、反大眾社會等政治立場。[6] 《五月文集》對英國無政府主義者科林·沃德影響重大，後者於1973年作《無政府主義行動》一書以紀念古德曼。[37]

這些論文概述了奠基古德曼整個職業生涯的立場和信念，[18] 即當時的美國社會剝奪了人民的基本需求，導致他們的獸慾升華為好戰主義、物質消費和種族主義。[38] 這就造成了古德曼所稱的「困境」，即一個人要麼順應社會，剝奪基本需求而奄奄一息；要麼拒絕服從，遠離社會基本關係，成為一位流放者而精神錯亂。[39] 古德曼1962年所作的《烏托邦隨筆與實踐建議》探討了如何讓《五月文集》的主旨思想在直接行動或政策下踐行。[40]

古德曼能成為一位矚目的文化理論家，得益於《藝術與社會自然》及其基石《五月文集》，[12] 儘管發行時人們並沒有重視該作品。[32] 古德曼在其餘生中仍持《五月文集》中無政府主義社會批判思想，[12] 並在《成長荒誕》等作品中繼續完善該思想。[32] 該作品出版於1960年，對美國異化青年作出了研究，確立了古德曼作為主流文化理論家和反文化運動左派思想支柱的地位。[41] 《成長荒誕》為古德曼帶來了寫作復興，而《五月文集》則吸引了更廣泛的讀者。[32] 通過古德曼的影響，從20世紀40年代紐約無政府主義雜誌的立場可以預見，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主要立場為行動主義和個人賦權。[6]

另請參見[編輯]

  • 預設政治

注釋[編輯]

  1. ^ 19世紀以來 「自由主義者」一詞指代着自由意識的支持者，或是支持自由的任何人。在古德曼所作《五月文集》中， "自由主義者" 代表了無政府主義(即反獨裁、崇尚自由的社會主義)。 自20世紀末以來，隨着美國自由市場自由意志主義運動採用了相同的名稱，該詞的定義變得更加模糊。請參見 Marshall 1992，第641頁和Cohn 2009，第4, 6頁; 更多信息，請參見自由主義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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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0 2.1 Widmer 1980，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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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8.0 8.1 Cornell 2011，第122頁.
  9. ^ 9.0 9.1 9.2 9.3 Nicely 1979，第34頁.
  10. ^ Nicely 1979，第33–34頁.
  11. ^ 11.0 11.1 11.2 Stoehr 1977a，第3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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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3.0 13.1 Stoehr 1994b，第5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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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16.0 16.1 Cornell 2011，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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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18.0 18.1 18.2 18.3 Honeywell 2011，第11頁.
  19. ^ Genter 2002，第311–312頁.
  20. ^ Genter 2002，第312頁.
  21. ^ Cornell 2016，第163頁.
  22. ^ Widmer 1980，第39–40頁.
  23. ^ Stoehr 2010，第7頁.
  24. ^ 24.0 24.1 24.2 24.3 Widmer 1980，第40頁.
  25. ^ Stoehr 2010，第11–12頁.
  26. ^ Stoehr 2010，第11頁.
  27. ^ 27.0 27.1 King 1972，第85頁.
  28. ^ Widmer 1980，第40–41頁.
  29. ^ 29.0 29.1 29.2 Widmer 1980，第41頁.
  30. ^ Widmer 1980，第41–42頁.
  31. ^ 31.0 31.1 Widmer 1980，第42頁.
  32. ^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Smith 2001，第180頁.
  33. ^ Smith 2001，第179–180頁.
  34. ^ Stoehr 1994b，第511頁.
  35. ^ King 1972，第88頁.
  36. ^ Cornell 2016，第163–164頁.
  37. ^ Goodway 2006，第322頁.
  38. ^ Fisher 2010，第12頁.
  39. ^ Stoehr 2010，第6頁.
  40. ^ Stoehr 2010，第9頁.
  41. ^ Smith 2001，第178頁.

參考文獻[編輯]

拓展鏈接[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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