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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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自由女神像插畫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包括對美國外交政策及其行動的失敗和缺陷的廣泛意見和看法。美國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該國與其它國家存在本質的不同，因此不能用其它國家的標準來評判美國；這種信念有時被稱為美國例外論。[1]美國例外主義具有廣泛的影響，並在美國外交政策中表現為無視國際規範、規則和法律。[2]例如，美國拒絕批准許多重要的國際條約，如《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和《美洲人權公約》；沒有加入《反步兵地雷禁止公約》；並經常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無人機襲擊和巡航導彈襲擊。美國例外論有時與虛偽聯繫在一起；例如，美國保有大量核武器，但同時敦促其它國家不要獲取核武器，並且辯護稱它可以對不擴散政策破例。[3]

美國例外主義與孤立主義[編輯]

主條目：美國例外論和美國不干涉主義（英語：United States non-interventionism）

對美國例外論的批評，與諸如文明使命和白人的負擔等歷史學說相提並論，這些學說被列強用來為它們的殖民征服辯護。[4]

比爾·考夫曼（英語：Bill Kauffman）在1995年著有一書，名為《美國優先！其歷史、文化與政治》（America First! Its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本傑明·施瓦茨（英語：Benjamin Schwarz (writer)）在《世界政策雜誌（英語：World Policy Journal）》上對該書進行了評論，將美國的孤立主義描述為「悲劇」，而且是基於其清教徒思想的。[5]

歷史外交政策[編輯]

18和19世紀[編輯]

美國建國伊始，這個年輕政府的眾多領導人希望採取一種不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宣傳「與所有國家進行貿易，不與任何國家結盟」。然而，這個目標很快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來自各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潛在威脅和非軍事壓力越來越大。美國政府從成立之初就捲入了多項外交事務，因其眾多行動而受到的批評貫穿其整個歷史，儘管其中也有許多做法受到了讚揚。

革命法國[編輯]

美國革命之後，立即開始由喬治·華盛頓內閣領導，在眾多不同觀點之間權衡其外交政策。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托馬斯·傑斐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間的較量，這是由於他們在1793年對英國的戰爭中，美國應如何與革命法國結盟的問題上意見相左。[6]傑斐遜和民主共和黨認為，法國大革命與之前的美國革命相類似，他們認為美國應該作為法國的盟友向大不列顛王國宣戰，因為1778年的法美同盟理論上來說仍然存在。但是，漢密爾頓和聯邦黨希望與英格蘭銀行達成有利的協議，以期與英國政府建立足夠的信貸，從而建立美國的國家銀行體系。經過漢密爾頓陣營的努力，華盛頓在衝突期間保持了中立，因而破壞了與法國的關係。[6]

在約翰·亞當斯的總統任期（英語：Presidency of John Adams）內，1798至1799年不宣而戰，發動了對法國的海戰，通常稱之為准戰爭，部分原因是兩國關係惡化。此外，美國也受到英國銀行業控制力和規則的影響，加劇了民主共和黨和聯邦黨之間的緊張關係。

與印第安人的關係[編輯]

參見：昭昭天命

雖然美國與許多印第安人部落的關係在歷史上經常發生變化，但美國一直因其在歷史如何對待印第安人而受到普遍批評。例如，切羅基人在眼淚之路上的遭遇——數以百計的印第安人在從美國東南部的家園被迫撤離中喪生，伴隨他們的是大屠殺、流離失所、欺騙和違背契約。

其間也有一段較長時期，美國能夠尊重部落主權（英語：Tribal sovereignty in the United States）；但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對印第安人領土的政策再次發生了重大轉變。此前，尊重國家權利的政府相信印第安人部落主權的合法性。內戰結束後則相反，隨着聯邦政府被賦予了更大的權力，美國政府不再那麼尊重印第安人部落主權。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政府找到了越來越多的理由，剝奪印第安人的土地，大大縮小了主權部落的領土面積。

美墨戰爭[編輯]

美國因為1840年代與墨西哥的戰爭而受到了批評，有人認為這是竊取土地。

20世紀[編輯]

1903年漫畫：「走開，小子，別打擾我。」羅斯福總統恐嚇哥倫比亞，以收購巴拿馬運河區。

大概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美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通常會避免與歐洲列強糾纏。

中東[編輯]

主條目：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英語：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和反恐戰爭

中東位於三大洲交界處，各種文化在此碰撞，很難找到一個簡單的辦法能避免衝突；但仍有許多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的政策本可以得到大幅改善。美國胡說八道，沒有遠見，總統不斷改變政策。世界不同地區的輿論認為，九一一襲擊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對該地區糟糕政策的產物。[7]

朝鮮半島[編輯]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其1952年的總統競選活動聚焦於外交政策，批評哈里·S·杜魯門總統對朝鮮戰爭處理不當。[8]

越南[編輯]

抗議越戰，阿姆斯特丹，1968年4月

越南戰爭被美國國內外的許多人稱為十年錯誤。[1]

科索沃[編輯]

主條目：科索沃的政治地位（英語：Political status of Kosovo）和科索沃－美國關係

美國支持在1999年對被稱為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亦稱塞爾維亞和黑山）的殘存國家採取行動，並在2008年支持科索沃脫離塞爾維亞。從那時起，美國就持續支持其獨立。批評者稱這項政策違反了國際條約，但美國進行了反駁。這些批評者說，這項科索沃政策助長了西班牙、比利時、格魯吉亞、烏克蘭、中國和其它國家分離主義的抬頭。他們還稱，這為其它的合法繼承提供了先例，這些繼承本來是非法的，因為它們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和保障領土完整的條約。

然而，美國否認這些分離主義運動與科索沃之間有任何相似之處，因為科索沃遭受了多次內戰，並且涉及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運動，需要國際干預，而其它分離主義運動大都沒有類似情況。此外，有些人不接受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解體後唯一合法的繼承國。SFRY是根據條約保證領土完整的實際締約方，而不僅僅是塞爾維亞和黑山。

問題[編輯]

對外交政策缺乏控制[編輯]

19世紀初，安德魯·傑克遜將軍多次越權，未經政府官方許可，襲擊印第安人部落，入侵西班牙領土佛羅里達。而傑克遜並沒有因為越權而受到譴責或懲罰。一些報道指責被稱為黃色新聞的新聞報道煽動了強烈的戰爭情緒，以幫助挑起美西戰爭。這並不是美國唯一一次不宣而戰，這項傳統始自喬治·華盛頓總統；美國已經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下，進行了數百次「不完美戰爭」。

一些批評者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受到遊說團體的操縱，例如親以色列遊說團體[9]或阿拉伯遊說團體（英語：Arab lobby in the United States），但對於此類遊說團體的影響也存在分歧。[9]儘管如此，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還是主張制定更嚴格的反遊說法。[10]

金融利益與外交政策[編輯]

約瑟夫·開普勒（英語：Joseph Keppler）於1889年創作的一幅著名漫畫，描繪了公司利益在國會中的作用
主條目：美國外交政策

包括安德魯·巴塞維奇在內的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富有的個人和機構」控制的。[11]1893年，本傑明·哈里森總統決定支持推翻夏威夷王國的陰謀，顯然是出於商業利益動機；這是為了阻止增加糖關稅的提議。結果是，夏威夷成為了美國一州。[12]有人指控，1898年的美西戰爭主要是出於在古巴的商業利益動機。[12]

20世紀上半葉，美國捲入了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局部衝突，以香蕉戰爭之名載入史冊。這些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商業利益。後來，美國海軍陸戰隊少將斯梅德利·巴特勒寫過一段著名的話：「我在現役服役了33年四個月，在此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大企業、華爾街和銀行家的高級肌肉男。簡而言之，我是敲詐勒索的，是資本主義的爪牙。」[13]

一些批評者斷言，美國決定在1903年支持哥倫比亞的分離主義分子，主要也是出於以巴拿馬運河為核心的商業利益考慮，儘管它宣稱旨在「傳播民主」和「結束壓迫」。[12]可以說，美國的外交政策確實反映了人民的意願，但是人民可能持有消費主義心態，他們在頭腦中這樣為戰爭辯護。[14]

有人指責，決定在伊拉克開戰，至少部分是出於石油利益的考慮；例如，英國的《獨立報》報道稱，「布什政府正深度參與起草伊拉克的石油法」，該法將「允許西方石油公司簽訂從伊拉克抽油的長達30年的合同，而且收益將是免稅的。」[12][15]無論是否出於這種動機，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英語：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似乎在世界大部分地區看來，都是出於石油動機。[16]

帝國主義指控[編輯]

主條目：美帝國主義

美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越來越一致地認為，在美國世紀，美國已成長為一個帝國，在許多方面都與古羅馬相類似。[17]目前，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帝國主義傾向對民主和社會秩序的影響，尚存爭議。[18][19]

2002年，保守派政治評論員查爾斯·克勞薩默（英語：Charles Krauthammer）宣布，美國在世界上的文化、經濟、技術和軍事優勢，已是既定事實。在他看來，人們「已經開始公開談論『帝國』這個詞了」。[20]2003年1月5日的《紐約時報雜誌》更顯著地在封面喊出了一個口號：「美帝國：習慣它」。在內文種，加拿大作家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將美帝強國描述為「帝國精簡版」（empire lite）。[21]

據《新聞周刊》記者法里德·扎卡利亞稱，華盛頓當局「對美國的霸權行為感到滿意，將妥協視為通敵，將談判視為綏靖」，並補充說：「這不是外交政策，而是帝國政策。」[22]

艾米莉·艾金（Emily Eakin）反映了當時的思想潮流，在《紐約時報》上總結道：「美國不僅是超級大國或霸權，而且是羅馬和英國式的成熟帝國。無論如何，這是美國一些最著名的評論家和學者的共識。」[20]

美國的許多盟友也批評其外交政策中新的、單邊的敏感基調，並通過投票來表達不滿，例如2001年在聯合國投票反對美國。[23]

對虛偽的指控[編輯]

參見：政治虛偽（英語：Political hypocrisy）

美國因在多個政策上言行不一，或執行雙重標準，而受到批評。美國聲明支持和平和尊重國家主權，但又時常開展軍事行動，例如入侵格林納達，在哥倫比亞煽動內戰以使巴拿馬獨立，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提倡自由貿易，但又對木材[24]和農產品等外國商品徵收進口關稅，保護本國產業。美國主張關注人權，但又拒絕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美國公開聲明反對酷刑（英語：Tor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但又在美洲學校問題上縱容酷刑。美國主張尊重國家主權，但又支持他國的國內游擊運動和準軍事組織，例如尼加拉瓜的康特拉。[25][26]美國支持科索沃的單方面獨立，但又以領土完整為由，譴責其它國家的單方面獨立，如阿布哈茲和克里米亞。美國表達了對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等國毒品生產的擔憂，但又未能貫徹削減某些雙邊援助計劃的政策。[27]美國譴責中國涉嫌侵犯人權的行為，但又支持以色列涉嫌侵犯人權（英語：Human rights in Israel）的行為。[23]

但也有一些維護美國的人辯解稱，在採取花言巧語政策的同時言行不一，從現實政治的意義上來說是必要的，這有助於在面對暴政和極權主義的危險時確保取勝。[28]

美國主張伊朗和朝鮮不應發展核武器，但美國是唯一在戰爭中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且擁有5,113枚核彈頭。然而，這種雙重標準卻被寫進了《核不擴散條約》，而且伊朗還簽署了該條約。

支持獨裁與國家恐怖主義[編輯]

1976年，智利領導人奧古斯托·皮諾切特與亨利·基辛格握手。
參見：美國與國家恐怖主義

美國以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支持獨裁政權，並因此受到批評。這些獨裁政權包括：巴基斯坦的佩爾韋茲·穆沙拉夫、[29]伊朗的沙阿、[29]烏干達的約韋里·穆塞韋尼、[30]索馬里的軍閥、[30]古巴的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菲律賓的費迪南德·馬科斯、南越的吳廷琰、韓國的朴正熙、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葡萄牙的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和馬爾塞洛·卡埃塔諾、埃塞俄比亞的梅萊斯·澤納維、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31]危地馬拉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和埃弗拉因·里奧斯·蒙特、[32][33]阿根廷的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34]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35]希臘的喬治斯·帕帕佐普洛斯和乍得的侯賽因·哈布雷。[36]

露絲·J·布萊克利（Ruth J Blakeley）和文森特·貝文斯（英語：Vincent Bevins）認定，美國及其盟國在冷戰期間，支持和慫恿了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主義和大屠殺。[37][38]:238－243其理由是遏制共產主義，但布萊克利說，這也是支持美國商業精英的利益，以及促進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南方國家擴張的一種手段。[37]

長島大學政治學教授J·帕特里斯·麥克雪莉（英語：J. Patrice McSherry）表示：「在美國領導的反共運動中，有數十萬拉美人被右翼軍政權所折磨、綁架或殺害」，其中包括美國支持的兀鷹行動，以及在危地馬拉內戰期間美國對危地馬拉軍隊的支持。[39]根據拉丁美洲學家約翰·亨利·科茨沃斯（英語：John Henry Coatsworth）的說法，1960至1990年間，單拉丁美洲的鎮壓受害者人數就遠遠超過了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40]馬克·亞倫斯（英語：Mark Aarons）則斷言，西方支持的獨裁政權所犯下的暴行，與共產主義世界不相上下。

某些專家斷言，美國直接促成和鼓勵了1960年代中期印尼數十萬疑為共產主義者的大屠殺。[41][42]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印度尼西亞/東帝汶文獻項目主任布拉德利·辛普森（Bradley Simpson）說：「華盛頓竭盡全力鼓勵和協助由軍隊領導的、對印尼共產黨成員的屠殺，美國官員只擔心對該黨手無寸鐵支持者的屠殺可能還不夠，讓蘇加諾重新掌權，並挫敗[約翰遜]政府為後蘇加諾時代的印尼制定的新計劃。」[43]根據辛普森的說法，印尼的恐怖事件是「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這一政策是西方在後續幾年試圖強加給印尼的」。[44]歷史學家約翰·魯薩（John Roosa）在評論2017年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英語：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Jakarta）發布的文件時表示，他們證實「美國在該行動中起了重要作用，與印尼軍隊制定戰略並鼓勵他們追捕印尼共。」[45]UCLA的歷史學家傑弗里·B·羅賓遜（Geoffrey B. Robinson）認為，如果沒有美國和其它西方列強的支持，印度尼西亞軍隊（英語：Indonesian Army）的大屠殺計劃就不會實施。[46]文森特·貝文斯（英語：Vincent Bevins）寫道，美國在冷戰期間支持了南方國家的反共大屠殺運動，而印尼的大屠殺則是這一系列運動的頂峰。[38]

抗議美國參與對也門的軍事干預，紐約市，2017年

據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稱，美國在全球支持殘暴甚至種族滅絕的獨裁統治的戰略理由，自二戰結束以來始終是一致的：「在一個反美情緒盛行的世界裡，民選領導人往往會妨礙美國利益，而不是為美國利益服務……這些都沒有什麼爭議，甚至就是毫無爭議的。美國基本上就是公開支持暴君，美國最主流和最有影響力的政策專家和媒體，幾十年來一直對此給予明確辯護和肯定。」[47]

因支持沙特武裝干涉也門，美國被指控為戰爭罪共犯，這引發了人道主義災難，包括霍亂爆發，以及數百萬人面臨飢餓（英語：Famine in Yemen (2016–present)）。[48][49][50]

制裁[編輯]

參見：美國實施的制裁

美國對世界各國大量的單邊制裁，遭到了不同評論家的批評。自1998年以來，美國已經對20多個國家實施了經濟制裁。[51]

根據丹尼爾·T·格里斯沃爾德（英語：Daniel T. Griswold）的說法，這些制裁併未能改變受制裁國家的行為；但它們卻阻止了美國公司獲得盈利機會，而且傷害的是受制裁國家中最窮的人。[52]根據羅伊·阿卜杜拉（英語：Rawi Abdelal）的說法，二級制裁[a]經常會分化美國和歐洲，因為這反映了美國對歐盟事務和利益的干涉。[53]:118阿卜杜拉認為，自從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來，制裁不僅表達了華盛頓的好惡以及突發奇想，而且被美國視為激怒歐盟等歷史盟友的經濟戰工具。[53]:133

干涉內政[編輯]

主條目：美國參與的政權更迭

美國因操縱他國內政而受到批評，被干預的國家包括烏克蘭、[54]危地馬拉、[29]智利、[29]古巴、[12]哥倫比亞，[12]以及包括烏干達[30]在內的非洲各國。[30]

一項研究表明，最頻繁干預外國選舉（英語：Foreign electoral intervention）的國家就是美國，從1946到2000年間共進行了81次干預。[55][56]

促進民主[編輯]

參見：美國對民主的促進（英語：Democracy promo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一些批評者認為，美國倡導民主的政策可能無效，甚至適得其反。[57][58]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稱，「哈馬斯上台就是對民主化施壓過度的很好的例子」，並認為，喬治·沃克·布什試圖利用民主作為打擊恐怖主義的工具，是冒進且危險的。[59]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分析師傑西卡·馬修斯（英語：Jessica Mathews）也同意，「從頭開始」強制推行民主是不明智的，也不會奏效。[16]喬治·凱南等現實主義批評家認為，美國的責任應當只是保護自己的公民，華盛頓應該僅在此基礎上與其它政府打交道；他們批評伍德羅·威爾遜總統重點強調民主化和民族建構，儘管威爾遜的十四點中並沒有提到；[60]以及國際聯盟在1930年代未能執行有關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大日本帝國的國際意願。現實主義批評家們抨擊威爾遜的唯心主義不適合在巴黎和會上建立的弱國。然而，其他人則批評美國參議院不加入國際聯盟的決定，是基於孤立主義的公眾情緒，這是導致該組織失效的原因之一。

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聯合空天作戰中心

據《赫芬頓郵報》報道：「現在大約有80個國家擁有美國基地，其中45個國家和地區幾乎或者根本沒有民主統治，占一半以上。……政治學家肯特·E·考爾德（英語：Kent E. Calder）的研究證實了所謂的『獨裁假設』：美國在其部署基地設施的國家內，傾向於支持獨裁者（和其它非民主政權）。」[61]

人權問題[編輯]

主條目：美國人權

喬治·沃克·布什總統僅僅專注於打擊恐怖主義，而忽視民主和人權，並因此受到批評。[30]美國涉嫌在關塔那摩灣、伊拉克阿布格萊布和東歐的中情局秘密監獄（英語：Black site）虐待囚犯，受到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批評。[62]美國政府回應稱，虐待事件是孤立事件，這並不能代表美國的政策。

軍國主義[編輯]

2011年3月，貝拉克·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國防大學就利比亞軍事干預發表講話

在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批評美國在軍事項目上支出過度，[63]並建議將其外交政策與美國種族主義聯繫起來。[63]1971年，《時代雜誌》的一位雜文作家注意到，美國在全球擁有375個主要軍事設施，還有3,000個較小的，並得出結論說：「毫無疑問，美國今天有太多的軍隊分散在太多的地方。」[1]

反恐戰爭開支巨大。[64]伊拉克戰爭從2003年持續到2011年，代價特別巨大。[16]在2010年的國防報告中，安東尼·科德斯曼（英語：Anthony Cordesman）批評了軍費開支的失控。[65]從2001年開始到2019財年末，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巴基斯坦的戰爭，耗費了美國納稅人6.4萬億美元。[66]

安德魯·巴塞維奇認為，美國傾向於訴諸軍事手段，以試圖解決外交問題。[14]美國捲入了越南戰爭，該軍事行動花費了1,110億美元，[67]且長達十年。美國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由於失去了公眾對戰爭的支持，以戰略失敗而告終。

違反國際法[編輯]

參見：美國與聯合國（英語：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美國與國際刑事法院（英語：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美國戰爭罪行

美國並不總是遵守國際法。例如，一些批評者斷言，美國率領入侵伊拉克，並不是對迫在眉睫的威脅所作的適當回應，而是違反國際法的侵略行為。[68][69]例如，紐倫堡納粹戰爭罪首席檢察官本傑明·費倫茨說，喬治·W·布什應該與薩達姆·侯賽因一起，因發動侵略戰爭而受到戰爭罪審判——薩達姆是因為1990年入侵科威特，而布什是因為2003年入侵伊拉克。[70]

批評人士指出，美國已經批准了《聯合國憲章》，其中禁止會員國對其它會員國使用武力，除非是為抵禦迫在眉睫的攻擊，或是依據安理會的明確授權。[71]一位國際法教授宣稱，聯合國安理會沒有授權，因此這場入侵是「危害和平的罪行」。[71]然而，美國的維護者辯稱，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441號決議》，存在這樣的授權。美國還支持科索沃獨立，但《聯合國安理會第1244號決議》已嚴格規定科索沃不能獨立，並將其稱為塞爾維亞一省。然而，國際法院裁定宣布獨立是合法的，因為安理會決議沒有具體說明科索沃的最終地位。美國積極支持和施壓其它國家承認科索沃獨立。

操縱美國外交政策[編輯]

一些政治學家認為，將經濟相互依存作為外交政策的目標，可能會使美國受到操縱。其結果可能是，美國的貿易夥伴獲得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能力，例如，操縱貨幣匯率，或限制貨物和原材料的流動。此外，美國的外債目前有超過40%由海外大機構投資者持有，他們不斷積累美國國庫證券。[72]《華盛頓郵報》一名記者寫道，「幾位不那麼民主的非洲領導人巧妙地打出了反恐牌，與美國發展關係，以幫助他們繼續掌權」，並實際上暗示，外國獨裁者因此可以操縱美國的外交政策，以維護自己的利益。[30]外國政府也有可能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輸送資金，以在美國國會收買影響力。

承諾的對外援助[編輯]

主條目：美國對外援助

一些批評者指責，因為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水平很高，所以美國政府的援助應該比現在更高。他們稱，其它國家的人均捐款更多，包括政府捐款和慈善捐款。根據一項將慈善捐贈占GDP百分比進行排名的指數，美國在22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排名21，海外援助僅占GDP的0.17%；作為比較，瑞典的捐贈占其GDP的1.03%，儘管統計口徑有所不同。[73][74]在墨西哥舉行的全球會議上，美國承諾將這一比例提高到0.7%。[75]根據一項估計，從2005到2006年，美國的海外援助下降了16%。[76]

不過，由於美國向非營利組織提供稅收減免，這實際上補貼了國外救濟工作，[77]儘管其它國家也補貼國外慈善活動。[78]大多數外國援助（79%）並非來自政府，而是來自私人基金會、公司、志願組織、大學、宗教組織和個人。根據全球慈善指數，美國的捐助在絕對數量上是最多的。[79]

環境政策
主條目：美國的環境政策（英語：Environmental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因未能支持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而受到批評。[80][81]

大屠殺[編輯]

參見：二戰後美國情報部門與德國和日本戰犯的關係（英語：U.S. intelligence involvement with German and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fter World War II）和梯級繩 (二戰)（英語：Ratlines (World War II)）

美國對大屠殺的反應（英語：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Holocaust#United States）遭到了尖銳的批評：它沒有承認猶太人在二戰開始時從歐洲逃離迫害，而且也沒有採取足夠果斷的行動來阻止大屠殺。當時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對希特勒政權及其反猶太政策瞭如指掌，[82]但美國國務院的政策使猶太難民很難獲得入境簽證。羅斯福同樣沒有就《瓦格納-羅傑斯法案（英語：Wagner–Rogers Bill）》採取行動，否則可以拯救20,000名猶太難民（英語：Jewish refugees from German-occupied Europe in the United Kingdom）兒童。當時，聖路易斯號客輪上的936名猶太難民的政治避難申請被拒絕了，並被禁止進入美國，因為國會通過的法律過於嚴苛。[83]

當時，美國媒體並不經常全面或突出地宣傳報道納粹的暴行。[84]到1942年，報紙開始報道大屠殺的細節後，文章也是極短，而且被淹沒在報紙中。美國政府對這些報道，要麼否認，要麼不予認可。當確實得到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這些報道是真實的（還有1943年比克瑙集中營的萬人坑和屠殺，以及受害者進入毒氣室的照片），美國官員卻壓制了這些信息，並將其列為機密。[85]這些歐洲猶太人的生命，本是有可能被挽救的。

盟友的疏離[編輯]

有證據表明，美國的許多盟友已經被單方面的做法所疏遠了。盟國在聯合國投票中，表達了對美國政策的不滿。[23]

無效的公關[編輯]

參見：美國的公共外交（英語：Public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份報告表明，新聞來源半島電視台，常規性地將美國描繪成整個中東地區的罪惡。[86]其它批評者也指責美國公共關係的做法。[30][80]安東尼·科德斯曼（英語：Anthony Cordesman）表示，由於政策失誤和公共關係單調，美國在中東的形象存在嚴重問題。[87]

分析家傑西卡·馬修斯（英語：Jessica Mathews）寫道，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人看來，美國在伊拉克開戰就是為了石油，不管該動機是否準確。[16]在2007年BBC新聞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問到哪些國家被視為「對世界產生負面影響」。調查發現，伊朗、美國和朝鮮被認為負面影響最大，而加拿大、日本和歐盟國家被認為正面影響最大。[88]一些聯合國官員指責美國，縱容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行動。[23]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責美國過於支持巴勒斯坦人。[可疑][89][90]

無效的戰爭[編輯]

據估計，伊拉克戰爭以及所謂的反恐戰爭，耗資5,510億美元，相當於2009年的5,970億美元。[91]波士頓大學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批評美國肆意揮霍[15]及浪費財富。[14]

有人批評美國的戰爭失敗。[92]在1812年戰爭中，儘管經過多次嘗試，美國仍無法征服英屬北美（現加拿大）。[93]

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略無效[編輯]

評論家科德斯曼批評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略，稱其並不重視讓伊斯蘭共和國自己打擊恐怖主義。[87]有時遊客也會被誤認為「恐怖分子」。[94]

馬修斯表示，核恐怖主義的風險仍然沒有得到預防。[16]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美國支持科索沃解放軍，但在幾年前它已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就在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前，美國剛剛將科索沃解放軍從國際公認的恐怖組織名單中刪除，以表明他們對科索沃解放軍的援助和幫助是正義的。

國會在外交政策中失去作用[編輯]

參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批評家羅伯特·麥克馬洪（英語：Robert McMahon）認為，美國國會被排除在外交政策決策之外了，並認為這是有害的。[95]其它作者也建議，國會應當有更多的參與。[16]來自弗吉尼亞的前民主黨參議員、里根政府（英語：Presidency of Ronald Reagan）的前美國海軍部長吉姆·韋伯認為，國會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九一一事件更促成了這一變化，即「權力迅速轉移到總統身上，因為在一個受到創傷的國家，普遍認為有必要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因此集中決策的呼聲高漲。如果有人質疑這種轉變，會被認為在政治上是危險的，甚至是不愛國的，會被指控在戰時妨礙國家安全。」[96]韋伯認為從那時起，國會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面，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他引用了《美國-伊拉克軍隊地位協定（英語：U.S.–Iraq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SFA）、《美國-阿富汗戰略夥伴關係協定（英語：U.S.–Afghanist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和2011年多國武裝干涉利比亞作為例子，來說明立法日益變得無關緊要。

關於SFA，「國會沒有得到任何有意義的諮詢。文件一經定稿，國會沒有機會辯論該協定的優缺點，該協定是專門為塑造我們在伊拉克的長期關係結構而設計的。」「國會沒有就該協定進行辯論或投票，該協定將美國的政策指向了一個在世界不穩定地區的不穩定政權。」[96]相比之下，伊拉克國民議會對該法案還進行了兩次投票。《美國-阿富汗戰略夥伴關係協定》被奧巴馬政府描述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執行協定」，概述了美國-阿富汗關係的未來，並將阿富汗指定為主要非北約盟友。韋伯認為：「很難理解，任何國際協定，僅由我們政府的行政部門談判、簽署和起草，在我們的憲法體系中，怎麼能夠被解釋為具有法律約束力。」[96]最後韋伯認定，美國干預利比亞，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歷史先例。「在利比亞發生的問題，不僅僅是總統是否應該要求國會宣戰。也不完全是關於奧巴馬是否違反了《戰爭權力決議》的法令，在本文作者看來，他顯然違反了。仍有待解決的問題是，這樣的戰爭需要美國人冒着生命危險，並且花費納稅人數十億美元的錢，總統是否可以獨自認為國家利益至關重要到值得花費如此代價的程度，並將其定義為能夠滿足這種苛刻的標準，從而單方面開始並繼續進行軍事行動。」[96]當軍事行動持續數月時，貝拉克·奧巴馬總統沒有尋求國會的批准，而繼續軍事行動。[96]

缺乏遠見[編輯]

由於選舉周期過短，無法專注於長期目標，所以美國總統會傾向於採取能夠安撫公民的行動，並且原則上會避免複雜的國際問題和艱難的抉擇。因此，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批評克林頓總統任期內的外交政策缺乏「紀律性和激情」，使美國經歷了「八年漂泊」。[10]相比之下，批評後一屆布什總統任期，作出了許多損害美國在世界上國際地位的衝動決定。[97]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行動主任格雷戈里·S·紐博爾德（英語：Gregory S. Newbold）中將評論道：「政治階層對美國在外交政策問題上的義務普遍天真，而對美國訴諸軍事力量所能達到的效果，其想法簡單得令人恐懼。」[98]

對傲慢的指控[編輯]

主條目：全球傲慢（英語：Global arrogance）

一些評論家認為美國變得傲慢自大，尤其是在二戰勝利之後。[1]安德魯·巴塞維奇等批評者呼籲美國制定「基于謙遜和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15]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等外交政策專家建議，採取一種自我克制而非用盡各種優勢的政策，並聽取其它國家的意見。[10]有報告稱，一名政府官員認為，美國在伊拉克的政策「傲慢且愚蠢」。[86]

問題不斷惡化[編輯]

批評者指出，對某些國家或地區的外交政策，有一系列問題持續至今。這些地區包括南美洲、[99]包括厄瓜多爾、[100]玻利維亞、烏拉圭和巴西。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國家也存在困難。[101]伊拉克的麻煩持續不斷。[102]伊朗還存在核擴散問題。[102][103]在阿富汗，美國長達20年的戰爭以失敗告終，該國重新落入塔利班之手。[104][16]儘管與印度的關係正在改善，但中東總體上繼續惡化。[105]對俄政策仍不確定。[106]中國也成為挑戰。[16][107]其它地區也存在困難。此外，還存在不限於特定地區，而是與新技術有關的問題。信息空間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受到外交政策影響的技術領域。[108]

參見[編輯]

注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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