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時期的蘇格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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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幅法國插圖中,有牧師,騎士和工人三種不同的形象,他們代表了14世紀的蘇格蘭議會的成員結構。

中世紀的蘇格蘭社會主要是指從公元五世紀羅馬人入侵不列顛島到十六世紀初期的文藝復興這段時間。在早期,蘇格蘭並沒有明確的社會結構,並且也鮮有材料記載,血緣關係可以算是當時維繫社會的基礎。當時的社會架構大致被分為三個部分:因戰爭而被冊封的小型貴族;有權攜帶武器,並受法律保護的自由民;以及相較佔多數,最終可能與前主人形成僱傭關係的奴隸。

從十二世紀開始,就有一些資料詳細地記載了當時的社會階層。國王和小部分總務官 (mormaer) 屬於第一等,接下來是自由民,最後是佔大多數的農奴,他們大部分集中在蘇格蘭中部。 在大衛一世時期的封建主義制度下,貴族階層開始發展,英語中伯爵(earl)和塞恩(thane)的表達也流傳開來。 在貴族階層之下,是有着小塊農場的農場主和數量日益增長的佃農和牧民(牧場租戶) ,他們所擁有的土地更為有限。 在這個時代,父系繼承和封建制度的結合被視為高地部族制度建立的基礎。 蘇格蘭將法國的三級制度運用到自己的社會體系中,並通過英文術語來區分相應的階層。 農奴制在十四世紀退出歷史舞台,工人,手工藝者和商人等興欣社會群體開始在蘇格蘭自治市(burghs)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們的出現使得城市社會中的緊張局勢加劇,但是蘇格蘭農村社會並沒有重大的社會和經濟動盪,而同時期的英格蘭和法國的農村卻相繼發生暴動。

中世紀早期[編輯]

血緣關係[編輯]

通過卡德伯爾巨石(第二級)(Class II Hilton of Cadboll Stone)的細節可以看出騎在馬上的貴族成員

在中世界早期,血緣關係就是日耳曼人凱爾特人的社會架構基礎,而中世紀早期的蘇格蘭大概也是如此。[1]有資料指出:皮克特人 的後代實行母系繼承,甚至有時他們的統治者也是外族人。由此可以看出,他們所推崇的是母系血統。然而,很多歷史學家對此表示質疑,他們認為有明確證據表明當時的體系是父系繼承。這種父系繼承制在凱爾特社會中尤為典型,同時在不列顛北部也十分普遍。[2][3]

社會結構[編輯]

通過愛爾蘭史冊上的記錄和在位於東羅斯(East Ross)的阿伯萊姆諾(Aberlemno)、 安格斯(Forfarshire)以及卡德伯爾(Hilton of Cadboll) 所發現的皮克特石板上描繪的勇士,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英國北部,社會上層階級形成了軍事貴族,他們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戰鬥能力和意願。非貴族的自由民被認為是位於貴族以下的層級,他們或有自己的農場,或以自由佃戶 (可以享受較低的租金) 的身份承租土地。[3] 當時的蘇格蘭法典並沒有保存下來,但從愛爾蘭和威爾斯的法典可以看出,這些自由人有權攜帶武器,受到法律保護,若有親屬遭遇不測他們也可以獲得相應賠償。[4][5]

奴隸制[編輯]

有證據表明奴隸大部分集中於不列顛北部,他們通常是戰俘,或者如聖帕特里克所說,直接由皮克特人從蘇格蘭南部的不列顛人手中購買。[6] 當時的奴隸制已經不止存在於社會上層,甚至一些農村家庭都有自己的奴隸。由於這些奴隸大多比較年輕,並且通常與他們的主人沒有種族上的區別,相較他們原籍社會,許多奴隸在語言和文化方面更能融入到這個新的社會中去。在與他們的主人同吃同勞動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會成為那個家庭中的一員,但沒有這個家庭可分割財產的繼承權。而當這些奴隸熬過了中年之後,有很大機會能夠重獲自由。在獲得自由之後,他們時常會選擇與曾經的主人維持僱傭關係。[7]

中世紀盛期[編輯]

1230年的中世紀蘇格蘭分別被各區域總務官(mormaer)以及其他貴族統治

階級制度[編輯]

《不列吞和蘇格蘭法》(Laws of the Brets and Scots)據悉系大衛一世 在位時(1124-1153)所編制的,它強調當某個家族成員受害時,整個家族都可以得到相應的補償。它同時將人分為五個等級,分別是: 國王(King)、總務官(mormaer)、 宗族長(toísech)、小型貴族(ócthigern)和奴隸(neyfs)。[8] 總務官的級別僅次於國王,由他們分別管理十幾個轄區(當時稱省)。 在他們之下是宗族長:國王或者總務官會將自己的部分領地交給他們管理。在管轄範圍內他們可以擁有被稱之為的實質性資產。[9] 接下來是小型貴族,也被稱作農場主(husbandmen)。 他們大部分集中在蘇格蘭的南北兩方,而在福斯和薩瑟蘭(蘇格蘭原郡名)的人就相對較少。 到十二世紀中葉,這種格局開始改變。農場主開始希望通過支付高薪和蓄意移民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階級。 他們之下是有着小塊農場的農場主和數量日益增長的佃農和牧民(牧場租戶) ,他們所擁有的土地更為有限。 奴隸沒有自由且種類繁多,不同的稱呼(naviti, neyfs or serfs)所對應的勞動也不盡相同。他們被視為主人資產的一部分,未經允許不得擅自離開。但是根據記載,他們經常會為了更高的工資而逃跑,或者是為了能到別的轄區或者自治市中去工作。

封建制度[編輯]

大衛一世統治下的封建王朝,尤其是在王權最為強大的東部和南部,對地方的統治權通常集中在國王手中,同時形成了六大司法轄區,它覆蓋了當時地方塞恩的管轄範圍。 土地的所有權集中在國王和上層貴族手中,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以此來換取軍隊對其的忠誠與服務。 與此同時,英語中的「伯爵」一詞和拉丁語開始取代曾經的 「總務官」。[10] 然而,封建主義的徵稅制度一直與現有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制度並存,這種變化對普通自由勞動者以及奴隸的生活有何影響尚不清楚。在某些地方,封建制度可能使勞動者與土地的聯繫更加密切,但是蘇格蘭的農業結構是以田園牧場為基礎的,若要採用英格蘭所實行的莊園制徵稅,顯得有些不切實際。[11] 在蘇格蘭,徵收的內容似乎僅限於臨時勞務、季節性食物、住宿接待以及租金。[12]

修道制度[編輯]

在一些蘇格蘭早期的修道院裏,無論王朝更迭,一直都有許多修道士,例如在鄧凱爾德和布里金(Brechin),就有很多有家庭的在俗教士(不住寺院不受修道誓約約束)。也許是為了回應這種世俗化的發展,修道士們發起了一次名為「Céli Dé」(上帝的僕人,英文中稱之為「信徒」)的改革運動。該運動起於愛爾蘭, 並在八世紀末期和九世紀初傳到了蘇格蘭。 有些信徒發誓要保持貞潔和貧窮,有些人自己隱居,有些則住在現有修道院中或者附近。[13] 歐洲大陸的修道形式在瑪格麗特女王(約1045-1093)時期傳入蘇格蘭。在瑪格麗特女王常與坎特伯雷大主教蘭弗朗克 (Lanfranc)探討宗教,他也為鄧弗姆蘭(Dunfermline)的一座新的本篤會修道院送去了一些修道士(約1070年)。瑪格麗特的兒子們,埃德加(執政時期(下同):1097-1107) 、亞歷山大(1107-1124) ,特別是大衛一世(1124-1153)所打下的宗教基礎往往是參照的是十世紀晚期在法國盧瓦爾省的克呂尼修道院, 其中大多數都屬於起源於十一和十二世紀法國的新宗教團體。 他們強調本篤會最根本的美德: 貧窮、貞潔和服從,並以各種形式為改革後的本篤會奧斯定會熙篤會所遵循。這一時期也出現了更為複雜的教堂建築形式,在歐洲大陸和英格蘭已經很普遍,也就是廣為人知的羅馬式建築[14][15]

中世紀晚期[編輯]

親屬關係和部族[編輯]

地圖中展示了蘇格蘭的高地氏族和低地姓氏

在中世紀晚期的父系親屬關係及繼承制度中,一個群體成員的祖先通常是同一個人(有時這種關係是臆想的)。在蘇格蘭的南部地區,這些成員經常會擁有一個共同的姓氏。 然而在英國卻是以同源親屬為主(同時擁有父系和母系繼承)。在婚姻中,婦女可以保留其原先的姓氏,並且其婚姻的目的是為了在不同族群之間建立友誼,而不是建立一種新的親屬關係。[16] 因此,共同的姓氏被視為一種"親屬關係的試金石",這個龐大的群體可以隨時為其中的成員提供支持與幫助。但通常也會因為某位同族的受傷或者死亡而產生報復,從而加劇親屬之間的長期不和。但是即使有這些衝突的存在,在面對敵人的時候同族人又會是彼此的後盾。[17]

從十三世紀的記載中可以明顯看出,人們普遍認為父系血統和封建債權制度的結合創造了高地氏族制度。[18] 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之前,蘇格蘭高地很少出現姓氏。在中世紀,一個氏族的所有成員並不共享一個名字,而且大多數普通成員通常與它的首腦並沒有直接關係。[19] 在初期,氏族首領往往是氏族中最強壯的男性,但後來,隨着長子繼承權開始佔據主導地位,首領的位置通常會給了上一任首領的長子。[20] 一個氏族中領導家庭的地位通常被視作與蘇格蘭低地的紳士地位相當,他們在和平年代參政議政,在戰亂年代率兵領將。[21] 他們之下的一個等級是「daoine usisle」(蓋爾語),或者說是「租戶」(tacksmen, 蘇格蘭語),他們負責管理部族的土地並收取租金。在群島和鄰近的西海岸有「buannachann」(軍事精英),他們負責保衛氏族的土地免受襲擊,並對氏族的敵人發起攻擊。族中大多數跟隨者都是佃戶,他們為族長提供勞動力,有時還充當士兵。在近代早期,他們會把氏族的名字作為他們的姓氏,這個氏族也就變成一個龐大的群體,但事實上這種行為是不會被認可的。

社會矛盾[編輯]

歷史學家們注意到,在這個時期,商人和手工藝者之間的政治衝突尤其明顯。商人們想要保證他們的貿易壟斷和政治地位,不接受一切同行公會以及來自手工藝者的商品。手工藝人試圖強調他們的重要性,並希望在富有爭議的經濟領域中,例如制定價格和工藝標準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到十五世紀,一系列法規鞏固了商人的政治地位,不僅限制了居民對議會構成的影響力,還限制了委員會的許多監管職能。 在農村,歷史學家並沒有發現類似於扎克雷暴動 (法國,1358)和農民起義 (英國,1381)的社會動盪。 這可能是因為蘇格蘭的農業結構變化相對較小,而像圈地運動這樣的行為則可能會在當時引起廣泛的不滿。 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地主和他們的佃戶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相互支持。[22] 但是蘇格蘭高地和邊區則因不法行為泛濫而臭名昭著,尤其以血親復仇最為顯著。 然而,最近的解釋指出,這種復仇方式是通過仲裁和賠償來防止或迅速解決爭端的一種手段。[23]

參考資料[編輯]

  1. ^ C. Haigh,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 A. P. Smyth, Warlords and Holy Men: Scotland AD 80–100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 3.0 3.1 J. T. Koch, Celtic Cultu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6),
  4. ^ D. E. Thornton, "Communities and kinship", in P. Stafford, ed., A Companion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Britain and Ireland, c.500-c.1100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5. ^ J. P. Rodriguez, The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of World Slavery, Volume 1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1997),
  6. ^ L. R. Laing, The Archaeology of Celtic Britain and Ireland, c. AD 400–12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 A. Woolf, From Pictland to Alba: 789 – 107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 A. Grant, "Thanes and Thanages,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A. Grant and K. Stringer, eds., Medieval Scotland: Crown, Lordship and Community, Essays Presented to G. W. S. Barrow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1993),
  9. ^ G. W. S. Barrow, Kingship and Unity: Scotland 1000–1306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 ^ A. Grant, "Scotland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in A. MacKay and D. Ditchburn, (eds), Atlas of Medieval Europe (Routledge: London, 1997),
  11. ^ A. D. M. Barrell, Medieval Scot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 G. W. S. Barrow, "Scotland, Wales and Irelan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D. E. Luscombe and J. Riley-Smith,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V. 1024-c. 1198,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 B. Webster, Medieval Scotland: the Making of an Identity (New York City, NY: St. Martin's Press, 1997), ISBN 0333567617, p. 58.
  14. ^ M .Perry, M. Chase, J. R. Jacob, M. C. Jacob, T. H. Von Laue, Western Civilization: Ideas, Politics, and Society (Cengage Learning, 2012), ISBN 1111831688, p. 270.
  15. ^ T. W. West, Discovering Scottish Architecture (Botley: Osprey, 1985), ISBN 0-85263-748-9, p. 10.
  16. ^ J. Wormald, Court, Kirk, and Community: Scotland, 1470–162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ISBN 0748602763, pp. 29–35.
  17. ^ J. W. Armstrong, "The 'fyre of ire Kyndild' in the fifteenth-century Scottish Marches", in S. A. Throop and P. R. Hyams, eds, Vengeance in the Middle Ages: Emotion, Religion and Feud (Aldershot: Ashgate, 2010), ISBN 075466421X, p. 71.
  18. ^ G. W. S. Barrow, Robert Bru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 7.
  19. ^ J. P. Campbell, Popular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Madison, WI: Popular Press, 1986), ISBN 0879723394, p. 98, n.
  20. ^ J. L. Roberts, Clan, King, and Covenant: History of the Highland Clan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Glencoe Massac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0748613935, p. 13.
  21. ^ M. J. Green, The Celtic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6), ISBN 0415146275, pp. 667.
  22. ^ J. Wormald, Court, Kirk, and Community: Scotland, 1470–162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 ^ J. Wormald, Court, Kirk, and Community: Scotland, 1470–162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ISBN 0748602763, pp. 28 and 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