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針灸

文化針灸（英語：cultural acupuncture）是粉絲組織「哈利·波特聯盟Harry Potter Allian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創始人安德魯·斯萊克（英文：Andrew Slack）於2010年在《赫芬頓郵報》撰文提出：「在文化中尋找心理能量，並將這種能量導向創造更健康的世界……作為活動分子，我們未必如耐克和麥當勞那樣富有，但我們擁有富含意義的信息……通過文化針灸，我們將迎來一個充滿樂趣、富有想像力和超級性感的行動主義時代，並且它將會非常有效。」

操作方式

粉絲組織發現虛構的內容世界（英文：content world）的「公眾參與基礎」（英文：public engagement keystone），以之作為「接觸點、世界觀或哲學，使人、行動與機構顯形」。這種基礎可以服務於行動組織的多重目標，比如為公民的既有體驗提供錨定標準，幫助識別和聚集信念與興趣的同道者，以及在行動主義者之間形成強有力的紐帶。具體來說，行動組織的成員通過請願、發函、製作視頻、籌款等，力圖影響法律和公共政策。這些活動通過與他人的接觸，悉數在公共領域內傳播和運作。 就《哈利·波特》的粉絲而言，他們的政治行為包括：在公共討論中插入論證，從而引起粉絲甚至其他閱聽人對現實世界議題的關注，在這個過程中形成公眾，並以此展開線上、線下的行動，最終令自身的公共主體性得到維護。

文化針灸術構成了粉絲行動主義，成為公民參與和政治參與的一種嶄新形式。「它是從粉絲文化中浮現出來的，經常是為了回應粉絲的共同興趣，也經常通過粉絲的現有實踐和關係加以構建，並從通俗文化和參與式文化中提取隱喻進行框定。」 這種行動模式的驅動力在於「想像一個更好的世界」（英文：imagine better）。該理念由《哈利·波特》作者、本身也是行動主義者的J·K·羅琳在2008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說中提出，斯蒂芬·鄧肯比認為它描述的是一系列的運動， 「包括理解欲望和對非理性說話的政治；使用符號和聯想的政治；講述好故事的政治」。

「文化針灸」的方法是富有想像力和俏皮的，提供了一整套另類隱喻和類比，而這些隱喻和類比本已屬於年輕人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源自內容世界的隱喻被用來理解範圍廣泛的當代問題，它們構成批判既有秩序的文化資源。它們同時也是對陳腐的政治修辭的改寫。我們常常拒絕在粉絲和公民二者間劃等號，然而，L.V.祖倫（L.V. Zoonen）卻對粉絲的情感承諾與積極公民的認知的兩分法提出質疑：一方面我們需要諸如知識、理性、超脫、學識或領導力等公民美德，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快樂、幻想、愛情、沉浸、玩耍或模仿。對鄧肯比而言，「道德奇觀」（ethical spectacle）是彌合這種鴻溝的橋樑，所謂道德奇觀，指的是使人愉快、同時具備參與性和嬉戲性的公共展演，在遊戲的同時，也直面現實。

費斯克的抵抗與文化針灸

約翰·菲斯克於上個世紀80年代末在專著《電視文化》（英文：Television Culture）中論及抵抗——粉絲的反抗並非是為了顛覆社會體系，從而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性、甚至革命性的意義」，而是為了 「拒絕接受主流意識形態所規定的社會身份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控制」。他以粉絲模仿偶像麥當娜的時尚衣着和言行為例子，來證明抵抗的解放性意義：對為數眾多的少女歌迷來說，麥當娜被視為對父權制價值觀的推翻再造，能夠賦予她們權力。在《解讀通俗》（英文：Reading the Popular ）一書中，費斯克寫道：

「幻想自己被賦權的麥當娜的十幾歲少女粉絲可以將這種幻想轉化為行為，並可以在社交上採取更有力的方式，從而為自己贏得更多的領地。當她遇到能夠和她分享幻想和自由的人的時候，就開始產生團結感和共同抵抗感，這可以支持和鼓勵微觀社會層面的漸進行動。」

然而，在討論文化針灸時，亨利·詹金斯認為「哈利·波特聯盟」的領袖和成員可能會反對費斯克的觀點，因為他們的參與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抵抗」——那種抵抗可能是在青少年的世界裏使用成人政治的語言和過程，而他們毋寧說是以草根挪用的方式創造了一種新的談論政治變革的語言。例如， 該聯盟於2010年11月發起 「哈利·波特巧克力公平貿易」 運動，目的是保障供應巧克力的原材料的農民的權益。他們以《哈利·波特》系列故事中的 「巧克力青蛙」，是一種在魔法世界中出售的深受歡迎的甜點）作為動員粉絲的工具：如果剝削農民，便等於違反 「巧克力青蛙」 故事所象徵的意義，那麼粉絲在現實世界就應該罷買該產品。最終，這一粉絲行動成功逼使擁有《哈利波特》特許經營權的時代華納公司與糖果生產商簽訂了公平貿易認證標籤合約。

又如，在約旦河西岸的{{subst:en|Bil%27in}}村莊，當地的土地保護者以阿凡達行動主義展示特定的政治目的——保護本族群的土地，他們的做法是：將自己的身體塗成藍色，依託電影《阿凡達》的形象，通過新媒介平台成功吸引公眾的注意力。這種形式的粉絲行動主義需要彰顯參與者的公民想像（英語：Civic Imagination），繼而激勵真實世界的政治行動。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年輕人鍛造了自身必備的技能和價值，從而可以將令自己的領域儘可能富於建設性。

從粉絲社群的公民實踐到文化針灸

粉絲社群的公民實踐指涉的是，「參與式政治的實踐直接建基於現存粉絲社群的實踐」，實踐的形式包括：同人小說、粉絲藝術、同人視頻等等。參與者主要來自千禧世代（英文：millennial generation） ，他們通過新媒介平台如播客、博客等創作及傳播同人小說，或通過引擎電影（英文：Machinima）輕易製作同人動畫視頻，這個「過程」被學者視作公民與政治參與。

正因如此，粉絲在根本上就可以被等同於參與者。如本傑明·伍（英語：Benjamin Woo）所指出的，通過批判和鑑賞自己偏愛的文本，粉絲可以表達其感情、愉悅、承諾或忠誠，以獲得粉絲社群的認同。他們在進行文化消費的同時對文化產品投入大量的非物質的和情感的勞動，這種勞動在集體的社會實踐中非常明顯。如此實踐通過共同的方向來表達不同的活動，從而為行動和實踐理性提供了基礎。例如，《哈利波特》的粉絲會討論和填補作者羅琳和時代華納公司未交代或完成的敘事空白（英文：void），在討論過程中，他們既會討論抽象概念如不平等、歧視、剝削等，也會涉及現實世界中某些國家或地區的特定政策。

要想充分說明這個參與「過程」的內在邏輯，需要引入「公民想像」的概念，也即「就當前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或問題，設想其替代品的能力」。例如，粉絲把自己想像為內容世界的「英雄」主角哈利·波特，代入其組織的 「鄧不利多軍」，以之思考處理真實世界問題的方法。而「哈利·波特聯盟」的出現，滿足了青少年粉絲渴望成為英雄的「需求」。通過這種文化針灸術，微觀的生活政治與公共政策的「實體」政治之間的橋樑得以建立起來。

從「文化反堵」到「文化針灸」

文化反堵，又稱「文化干擾」，首次出現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其常用定義是「干擾或阻止商業信息的流動」。馬克·德里）於上個世紀90年代撰寫數篇文章普及這一術語，用來概括活動主義者批評、顛覆和「阻塞」消費文化運作的一系列策略。從媒體惡作劇和廣告模仿到快閃和街頭藝術，這些行動試圖阻斷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資本主義主流信息流。通過干擾，原有的信號被打亂，或是被注入意想不到的情緒，以此刺激閱聽人批判性地思考和挑戰現狀。

按照詹金斯的總結，文化反堵的模型認為，「大眾媒介一方面擁有接近於精神控制的處理權力，但另一方面也容易被顛覆性想像的最基本行為所干擾。」 詹金斯的《從文化反堵到文化針灸》一文，分別從理論和實踐上，比較德里的文化反堵和斯萊克的文化針灸模型。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兩者都試圖「綁架」流行文化的符號為我所用，但文化針灸尋求的是對傳播的重定向，而文化反堵則致力於顛覆或阻塞信息的流動（英文：flow）。文化針灸的發起者是粉絲，深挖的是內容世界，再以核心隱喻聯繫現實世界的問題；而文化干擾者通常部署「祛魅」的隱喻，目的是尋找喚醒大眾的良方，這緣於公眾被灌輸了太多的迷夢，因而喪失了對現實問題的把握。 如果說文化反堵意味着以創造性的方式反對文化產業，是外向的、更富於戰鬥性的，那麼，文化針灸則是粉絲從內部發起的對文化的改革行動。文化干擾者解構流行敘事，使其致命的誘惑力變得無能，而文化針灸則造就文本盜獵（英語：textual poaching），其策略是通過重組、重寫和重混，製造對粉絲社群而言有意義的主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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