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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因哈德·海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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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

警察上將
1940年身着親衛隊集團領袖制服的海德里希
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副總督
(代理總督)
任期
1941年9月29日—1942年6月4日
指定阿道夫·希特拉
前任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
(至1943年8月24日為總督)
繼任庫爾特·達呂格
(代理總督)
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國家安全部部長
任期
1939年9月27日—1942年6月4日
指定海因里希·希姆萊
前任(首任,職位設立)
繼任海因里希·希姆萊(代理)
國際刑警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40年8月24日—1942年6月4日
前任奧托·施泰因霍伊斯爾英語Otto Steinhäusl
繼任阿圖爾·內貝
納粹德國 蓋世太保(秘密警察)首長
任期
1934年4月22日—1939年9月27日
指定海因里希·希姆萊
前任魯道夫·迪爾斯英語Rudolf Diels
繼任海因里希·穆勒
個人資料
出生萊因哈德·特里斯坦·歐根·海德里希
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

(1904-03-07)1904年3月7日
 德意志帝國薩勒河畔哈雷
逝世1942年6月4日(1942歲—06—04)(38歲)
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布拉格-利本(今屬捷克布拉格)
政黨 納粹黨
配偶莉娜·馮·奧斯滕1931年結婚)
親屬海因茨·海德里希(弟弟)
兒女4
宗教信仰積極基督教
簽章
軍事生涯
效命
軍種
服役年份1922年-1942年
軍銜
  • 海軍中尉(威瑪共和國國家海軍)
  • 空軍預備役少校(納粹德國空軍
  • 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兼警察上將
統率國家安全部國際刑警組織
參與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獲得勳章德意志勳章血章金色黨章金質重傷獎章一級戰功十字勳章、一級鐵十字勳章空軍飛行員獎章

萊因哈德·特里斯坦·歐根·海德里希(德語: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德語:[ˈʁaɪnhaʁt ˈtʁɪstan ˈɔʏɡn̩ ˈhaɪdʁɪç] ,1904年3月7日—1942年6月4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的進階領導人,也是納粹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之一。

曾任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兼警察上將、國家安全部部長(管轄蓋世太保刑事警察保安局)及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副總督/代理總督,亦曾擔任國際刑警委員會(後改稱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並主持召開1942年的萬湖會議,會議制訂了系統性清洗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推動了德佔歐洲地區內對猶太人大規模的驅逐和種族滅絕

許多史學家認為海德里希是納粹高層中最為黑暗的角色,甚至元首阿道夫·希特拉亦稱其為「鐵石心腸之人」[1]。海德里希為黨衛隊保安局創始人,負責通過逮捕、驅逐和謀殺以挫敗反對納粹黨的活動。他參與籌劃了「水晶之夜」,於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組織衝鋒隊及其他平民在納粹德國全境及奧地利部分地區對猶太人展開襲擊,亦為大屠殺的起始事件之一。在抵達布拉格之後,海德里希試圖鞏固納粹統治,壓迫捷克文化,並大量驅逐和屠殺抵抗運動英語Resistance in German-occupied Czechoslovakia成員。他亦為別動隊的直接負責人——該組織跟隨德國軍隊活動,在整個德佔歐洲透過射擊及毒氣殺害了超過200萬人,包括130萬的猶太人。

1942年5月27日一支由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培訓、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組織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軍人小隊在布拉格對海德里希發動了刺殺行動(代號猿人作戰),一周後海德里希傷重不治身亡。德國情報部門誤認刺客同利迪策萊扎基英語Ležáky兩個村落有關聯,並展開報復行動,徹底摧毀了利迪策村,當地16歲以上男性均遭射殺,幾乎所有女性及兒童均由當局送往納粹集中營並進一步殺害。

海德里希在黨衛隊中經歷了快速升遷,後備役及前線戰事。在其11年黨衛隊生涯中,海德里希由下士逐階晉升至警察上將。他亦為納粹德國空軍少校,參與近100次飛行任務。此外,海德里希也擁有海軍預備役中尉軍銜,但他在戰時與納粹德國海軍沒有任何聯繫。海德里希一生獲得多項納粹和軍事獎勵,包括德意志勳章[2]血章[3]金色黨章空軍飛行員獎章前線飛行章、一等與二等鐵十字勳章[4]

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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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5]於1904年生於薩勒河畔哈雷,父親為理查德·布魯諾·海德里希,作曲家和歌劇歌手,母親為伊利沙伯·安娜·瑪麗亞·阿梅利亞·克蘭茨,天主教徒[6]。其名的前兩部分均有愛國主義音樂背景:「萊因哈德」為其父歌劇《阿門》中的悲劇英雄;「特里斯坦」來源於理查德·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其名的第三部分「歐根」為其過世的外祖父的名字(歐根·克蘭茨曾領銜德累斯頓皇家音樂學院[7]

海德里希一家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財政上也頗為富足。音樂是其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父是哈雷音樂、戲劇與教育學院的創始人,其母在學院教授鋼琴[8]。海德里希本人熱愛小提琴,並將這一喜好延續到了其成年時期,其音樂才能時常令人讚嘆[9]

海德里希的父親為日耳曼民族主義者,向其三個孩子灌輸了愛國思想,但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沒有加入任何政黨[10]。海德里希一家教育嚴苛。少年的海德里希時常同其弟弟海因茨進行劍擊活動。他天資聰穎,學習成績頗佳,尤其在科學方面[11],體育領域也不遑多讓,非常擅長游泳劍擊[9]。他較為羞澀及不安,因其較尖的聲音和據傳的猶太背景而時常受到欺凌[12]。其猶太背景的傳聞使之獲得了「摩西·韓德爾」(Moses Handel)此一綽號[13]

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2月末,哈雷陷入社會動盪(包括罷工共產主義者和反共者的衝突),時任國防部長古斯塔夫·諾斯克下令組建右翼準軍事隊伍以「奪回」哈雷[14]。15歲的海德里希加入了馬爾克志願步槍隊(首個自由軍團單位)。衝突結束後,海德里希分配到的工作為私有財產保護[15],具體參與狀況不詳,但這一系列事件對海德里希的影響巨大,引發了其「政治覺醒」[15]。他此後加入了反猶太主義德國民族保護和反抗聯盟英語Deutschvölkischer Schutz und Trutzbund[16]

凡爾賽條約》的條款規定導致德國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許多人失去了一生的積蓄,哈雷的居民們亦未能倖免。1921年,多數居民已無法承擔布魯諾·海德里希音樂學院的音樂教育費用,海德里希一家也因此陷入了經濟危機[17]

海軍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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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海德里希加入威瑪共和國海軍,希望享受海軍提供的安全保障和福利。他在德國的首要軍港基爾成為一名軍官學員。1924年4月1日,他升為進階候補軍官(Oberfähnrich zur See),並前往米爾維克海軍學院英語Naval Academy Mürwik接受培訓[18]。1926年,海德里希晉級海軍少尉(Leutnant zur See),配屬到德國北海艦隊旗艦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號戰列艦上擔任訊號官。海德里希的名聲逐漸得到認可,上司對他評價優異,同其他海員也相處良好。他後於1928年7月1日升上中尉(Oberleutnant zur See)。這一系列的升遷也使他的野心和傲氣逐漸膨脹[19]

海德里希頻繁陷入風流韻事。1930年12月他參加了一場賽艇俱樂部舞會,並結識了莉娜·馮·奧斯滕。兩人相戀並很快宣佈訂婚。奧斯滕本人已為納粹黨追隨者,1929年第一次參加納粹集會[20]。海德里希先前已與另一名女子訂有婚約,與奧斯滕訂婚後,海德里希將前婚約取消。女子的父親不滿,將毀婚之事向海軍總司令埃里希·雷德爾元帥投訴。由於海德里希在調查程式中不斷詆毀女方為自己辯白,結果被海軍軍事法庭判處「行為」「與軍官和紳士身份不符」[21],1931年4月30日遭海軍勒令「不名譽」退伍。這一事件對海德里希的事業發展是一記重擊[22],他「將自己囚禁在房內,終日憤怒、自憐地哭泣」。當時適逢世界經濟危機,他僅能依賴每個月200馬克的過渡金生活,父親中風後,來自父母的資助也斷絕。

1931年12月,海德里希與奧斯滕成婚[23]

黨衛隊和軍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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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海因里希·希姆萊開始在黨衛隊中建立反情報組織,在其助手及馮·奧斯滕友人卡爾·馮·埃伯施泰因英語Karl von Eberstein推薦之下,希姆萊同意對海德里希進行面試,但在最後一刻取消了約定[24]。即便如此,莉娜仍舊打點了海德里希的行裝,將他送往慕尼黑。埃珀斯坦在火車站同海德里希碰頭,並引其接見了希姆萊[24]。海德里希向希姆萊描述了黨衛隊情報部分的發展方略,希姆萊為其折服,立刻決定錄用之[25][26]。雖然海德里希起薪僅為180國家馬克(約為40美元),但他考慮到莉娜一家對納粹運動的支援及這一職位的軍事和革命性質,仍舊選擇接受[27]。一開始海德里希仍需與一名同事共用辦公室和打字機,但其月薪到1932年時已上漲至290國家馬克,他個人亦認為這一薪酬頗為可觀[28]。海氏在1930年代的實力和影響力逐漸提升,其薪酬也快速上漲,到1938年其年薪已達17,371.53國家馬克(約合78,000美元)[29]。他的納粹黨編號為544,916,黨衛隊編號為10,120[30][註 1]。希姆萊後來授予其1枚骷髏戒指以示表彰[32]

1931年8月1日海德里希正式上任情報部門首長[26],其辦公室位於慕尼黑納粹黨總部所在地褐宮。至10月海德里希已建立起間諜情報網,主職收集情報和取得其他訊息以用於勒索,由此達成政治目的[33]。索引卡片上記錄了數千人的相關資訊,並儲藏於褐宮[34]。作為海德里希12月婚禮的賀禮,希姆萊將其提升為黨衛隊突擊隊大隊長(SS-Sturmbannführer[35]

1932年海德里希的仇敵開始散佈其為猶太人的傳言[36]威廉·卡納里斯稱其擁有能夠證明海德里希具有猶太血統的檔案,但這些檔案從未公佈出來[37]。地方長魯道夫·約爾丹英語Rudolf Jordan (politician)亦稱海德里希並非純雅利安人[36]。在納粹組織中這般傳言即便對於全國反情報部門首長都具有嚴重的後果。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將這一傳言報告給了納粹黨的種族專家阿希姆·格爾克英語Achim Gercke[36]。格爾克對海德里希的血統進行了調查研究,報告稱海德里希「為德意志血統,無任何有色或猶太血統」[38]。海德里希本人也堅稱這些傳言毫無根據[36],即便如此他仍舊私下要求保安局成員恩斯特·霍夫曼繼續調查並闢謠[36]

蓋世太保和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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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933年阿爾布雷希特王子大街蓋世太保總部

1932年年中希姆萊任命海德里希為新更名的安全部門: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SD)局長[26]。海德里希的反情報部門逐漸發展成為製造恐怖和威脅的機構,希特拉希望在德國取得絕對權力,由此希姆萊和海因里希也希望在德國全部17個州控制政治警察以達成此目的。巴伐利亞為其起始點。1933年海德里希召集保安局局員衝擊慕尼黑警察總部,通過武力威脅奪取了警局權力。希姆萊成為慕尼黑警長,海德里希成為第4部門(政治警察)部長[39]

1933年,希特拉被保羅·馮·興登堡任命為德國總理,並通過一系列法令[40]成為帝國元首兼國家總理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41]。1933年初第1批集中營建立起來,原先的目的為關押政敵。到年末,集中營數量已超50個[42]

1933年赫爾曼·戈林建立蓋世太保作為普魯士警察機構,1934年4月戈林將蓋世太保全權轉交予希姆萊,這一組織也立刻成為黨衛隊旗下的恐怖部門[43]。1934年4月22日希姆萊任命海德里希為蓋世太保首長[44],1934年6月9日魯道夫·赫斯正式宣佈保安局為納粹官方情報機構[45]

瓦解衝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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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巴伐利亞警長和保安局局長任內,1934年攝於慕尼黑

1934年4月起在希特拉的要求之下,海德里希和希姆萊開始對衝鋒隊參謀長恩斯特·羅姆進行調查,希望將其排擠出納粹黨高層。此時黨衛隊仍為衝鋒隊的一部分,作為納粹黨初期準軍事部門的衝鋒隊員數目超過300萬[46]。海德里希、希姆萊、戈林和維克托·盧策起草名單,決定清算對象,由7名衝鋒隊頂層官員開始並逐漸擴充。1934年6月30日黨衛隊和蓋世太保聯合進行了為期兩日的大規模逮捕行動。羅姆和其他衝鋒隊領導人未經審判便受處決[47]。這一事件後稱長刀之夜,超過200人被殺,盧策出任衝鋒隊新任參謀長,並將之轉變為一體育和訓練機構[48]

衝鋒隊失勢之後,海德里希開始將蓋世太保發展為恐懼製造部門,他改進了索引卡片系統,通過顏色標示註明不同類別的違法者[49]。蓋世太保有權以預防犯罪之名隨意逮捕公民,而犯罪的定義亦由蓋世太保本身訂立。1936年《蓋世太保法令》通過,授予警察法外執法權,由開始大量採用「保護性逮捕」(Schutzhaft),事實上通過這一權力,即可在未經法律過程的情況下監禁公民[50],法院無權進行調查和干涉。蓋世太保只要是在「執行領袖的意志」便能視同合法行動,隨意拘捕的大量民眾均送往集中營或加以殺害[42]

希姆萊開始推行德意志宗教英語Religious aspects of Nazism理論,並希望親衛隊隊成員退出其所在教會。1936年初海德里希退出天主教會;其妻莉娜在1年前亦已退會,海德里希認為自己已無法繼續身為信徒,並認為教會的政治力量和影響力對國家具有危害[51]

鞏固警察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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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攝於維也納的賽斯-英夸特、希特拉、希姆萊和海德里希

1936年6月17日全德國的警察部隊在希特拉任命希姆萊為德國警察總長後進行了統一,此時希姆萊及其副手海德里希也成為了德國內政中最有權勢的兩個人物[52]。希姆萊立刻將警察改組成兩個部門:秩序警察,包括全國制服警察和市警察;治安警察,包括國家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minalpolizeiKripo[53]。此時的海德里希為治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長。海因里希·穆勒為蓋世太保執行首長[54]

海德里希奉命組織在柏林舉行的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用於達成納粹政權的政治宣傳目的,對於一些意圖抵制奧運會的國家,德國派出了親善大使。在奧運會舉行期間,暫時禁止了反猶太活動,也禁止報亭出售《衝鋒報[55][56]。為表彰其對奧運會成功舉辦所作出的貢獻,海德里希獲頒一級德意志奧林匹克勳章英語German Olympic Decoration[32]

1937年1月海德里希命令保安局秘密收集和分析民情,並作出報告[57]。此後他指派蓋世太保逐個進行搜查、逮捕和審訊,由此對民情進行了直接控制[58]。1938年2月在奧地利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拒絕希特拉提出的合併要求後,海德里希對奧地利進行施壓,組織納粹示威,並分發傳單,強調兩國共同的日耳曼血統[59],3月12日希特拉宣佈奧地利和德國正式合併[60]

1939年中旬海德里希建立北海基金會英語Stiftung Nordhav,為黨衛隊和秘密警察取得地產以作為臨時居所和度假地[61]。1940年11月北海基金會取得了萬湖別墅[62],這一地點在日後召開了萬湖會議(1942年1月20日)。在會議中納粹進階官員正式制訂了在德佔領土及其他地區內驅逐和滅絕全部猶太人的方案[63]。這一方案的執行將得到所有與會官員所屬政府部門的支援[64]

1939年9月27日保安局和治安警察歸入新建的國家安全部,由海德里希領銜[65]。10月1日,海德里希正式獲得「治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長」(Chef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CSSD)頭銜[66]。1940年8月24日海德里希擔任國際刑警委員會主席[67],該組織總部也遷移至柏林。1941年9月24日海德里希升任「黨衛隊上級集團領袖兼警察上將」(SS-Ober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 der Polizei[30]

紅軍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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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海德里希得知1名蘇聯進階軍官意圖推翻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他察覺到可藉此機會同時打擊蘇聯軍和德軍防諜機構阿勃維爾的主官卡納里斯上將,遂決定「揭露」這些俄國軍官[68]。他同希姆萊進行了會面,並將這一情報傳達給希特拉。然而這一「情報」事實上來自斯大林本人,斯大林意圖藉此推動對蘇聯紅軍的內部清算,由此下令其內務人民委員部間諜斯科布林將這一資訊傳給希姆萊,稱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蘇聯將領試圖發動政變,希特拉批准了海德里希的計劃[69]。保安局偽造了檔案和信件,「揭露」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罪名,並將其傳遞給內務人民委員部[68],此後斯大林發動了大清洗。海德里希本人認為他成功使斯大林處決和罷免了其軍官隊伍中近35,000人,但他在這一事件上的實際重要程度具有一定的爭議[70],蘇聯軍事法庭並未在其秘密審判中使用這些檔案,而是通過逼供進行定罪[71]

夜與霧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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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爾特集中營英語Hinzert concentration camp內紀念《夜與霧法令》法國遇害者的銘牌

至1940年末德軍已基本征服整個西歐,次年保安局開始負責執行《夜與霧法令[72]。根據法令任何「威脅德國安全者」將以極秘密方式逮捕,即在「夜與霧」掩護之下。許多人由此失蹤,其下落無人知曉[73]。對每個囚犯,保安局均有1張問卷單,填寫其個人資訊,出身國和其對國家犯下的罪行。問卷單將置於信封中,上印「夜與霧」並送往國家安全部。在黨衛隊經濟與管理部的「中央囚犯檔案」中,與集中營的檔案類似,每個犯人都將得到一個「秘密囚犯」代碼,而非給予戰俘、重罪者、猶太人、吉普賽人等的代碼[註 2]。這一法令在海德里希死後仍舊得到執行。失蹤總人數從未獲得證實,但預計達到7,000人[74]

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代理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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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攝於布拉格城堡的海德里希(左)和卡爾·赫爾曼·弗蘭克

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經由任命成為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1939年3月15日併入德國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土)副總督,對其領土進行直接管轄。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仍舊為名義上的總督,但希特拉、希姆萊和海德里希認為其管制手段過於溫和,導致反德情緒的盛行、促成反德罷工和破壞活動的進展,因此送其前去「休假」[75]。新上任的海德里希對其助手說:「我們將把這群捷克害蟲給日耳曼化[76]」。

海德里希入主布拉格以執行政策、打擊反納粹抵抗運動、以及保證「對德國進行戰事極為重要」的捷克製馬達和槍械達到定額[75]。他認為這一區域是德國的重要壁壘,稱捷克抵抗運動為「背後插刀」。為達成其目標,海德里希要求將無法完成日耳曼化者進行種族歸類,宣稱「將這群捷克垃圾變成日耳曼人必須通過種族思想來執行」[77]。他上任初始便在民眾中營造恐怖氛圍:在抵達布拉格3日內的處決人數即達92人,並將這些人的姓名公告於全區域的海報上[78],也幾乎查禁了所有能讓捷克人宣傳、表達捷克文化的途徑[77]。根據海德里希的估計,逮捕人數至1942年2月已達4,000-5,000人。未處決者則送往毛特豪森-古森集中營,只有4%的捷克囚犯倖存到戰後[78]。1942年3月對於捷克文化和愛國組織、軍事成員和文化人士的清洗幾乎使捷克抵抗運動徹底癱瘓。規模較小且無組織的祖國抵抗運動中央領導集團捷克語Ústřední vedení odboje domácího得以苟存,只有共產主義抵抗運動得以有組織地進行(但仍舊受到大規模逮捕行動的破壞)[78]。這一舉措亦對社會活動造成了重創,任何反對德國統治的活動都受到公開且廣泛的報復和鎮壓[78],這一段時間內海德里希的手段使其獲得了「布拉格屠夫」的外號[79]

作為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代理總督,海德里希採用了胡蘿蔔加大棒的管制手段[80]。勞動力根據德意志勞工陣線的原則進行了重新組織。海德里希通過由捷克組織索科爾英語Sokol沒收來的工具組織工人進行活動[81]。食物和鞋得到分配,撫恤金額度上漲,在一段時間內周六亦成為假日。失業保險亦首次得以建立[80]黑市活動遭到遏制,與黑市或抵抗運動有關者會遭受刑罰或處決。海德里希稱這些人為「經濟罪犯」和「人民公敵」,由此獲得了一定的支援。在海德里希治下,布拉格和捷克其他地區相對和平,工業產量獲得了提升[80]。即便如此,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仍舊持續發生,不滿情緒日漸增長[81]

海德里希在公眾場合向捷克民眾示好,但私下其仍舊堅守其最終目標:「這一地區終有一天將徹底轉變為日耳曼,捷克人在此將全無所得。」若納粹德國獲勝,近67%的民眾將送往俄羅斯地區或完全消滅,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將直接併入德國[82]

納粹德國強徵並剝削了捷克勞動力[81],將大約100,000名工人由「不適宜」工作崗位中轉移,由勞工部徵用。1941年12月捷克人可徵召至納粹德國任何地區工作。1942年4月至11月期間,送入納粹德國境內勞動的捷克工人就將近79,000名,而8小時的日間工時也從1942年2月起延長至12小時[83]

海德里希事實上成為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軍事獨裁者。他對政府結構的改革使總統伊米爾·哈卡和其內閣毫無權力可言。他時常獨自駕駛開篷車行駛,展現其對軍事佔領和其政府運作的極度自信[84]

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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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由海德里希簽署在水晶之夜期間的命令
1941年7月戈林的信件,委託海德里希執行最終解決方案

史學家認為海德里希是納粹精英中最為令人恐懼者[85][86][87],希特拉亦稱其為「鐵石心腸之人」[1],他是戰爭初期納粹大屠殺主要執行者之一[88],對希姆萊唯命是從,而希姆萊僅聽命於希特拉[53]

海德里希參與組織了水晶之夜,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對德國國內的猶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迫害。是夜海德里希向各保衛局和蓋世太保辦公室發去電報,幫助協調黨衛隊、保衛局、蓋世太保、秩序警察、衝鋒隊、納粹黨官員以及消防部進行反猶太活動。電報內容包括允許縱火和摧毀猶太商戶及會堂,並沒收所有猶太社區中心和匯通中的「檔案材料」。電報還下令「在所有區域,在拘留所允許的情況下逮捕儘量多的猶太人,尤其是富裕的猶太人…在逮捕進行之後,立刻通知集中營,並儘快安排將猶太人送往是處[89][90]」。近20,000名猶太人在此後數日內立刻遣送集中營[91],史學家認為水晶之夜是大屠殺的開端[92]

1939年希特拉希望獲得一個入侵波蘭戰爭藉口,希姆萊、海德里希和穆勒共同制訂了一假旗行動,代號希姆萊行動英語Operation Himmler,於1939年8月31日在格利維采對一德國電台進行偽攻擊。海德里希主導了這一計劃,並事先造訪了這一地點(距離波蘭邊境線約四英里),150名身着波蘭軍裝的德國士兵在國境線附近進行了一系列攻擊行動,希特拉以此為藉口發動了入侵[93][94]

在希姆萊的指示之下,海德里希組建了別動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階段跟隨德軍行進[95]。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向所有別動隊指揮官發出「佔領區猶太問題」的相關電傳資訊,指示其將猶太人集體送往猶太人居住區、建立猶太委員會、進行人口普查、對猶太人所有的商戶和農莊進行雅利安化等[註 3]。別動隊隨軍進入波蘭以執行此計劃,而日後在蘇聯境內其亦負責逮捕並槍決或以毒氣殺害猶太人[97]。史學家勞爾·希爾貝格英語Raul Hilberg估計1941年至1945年間,別動隊及其相關隊伍總共殺害了超過200萬人,包括130萬名猶太人[98]。即便如此,海德里希仍舊試圖保障部分猶太人的安全,如與其在黨衛隊前即相識的前德國劍擊冠軍保羅·索默。他亦保證參加了1936年奧運會的波蘭劍擊隊成員免遭迫害[99]

1939年11月29日海德里希發出關於「徹底東部新省份」的電報,詳細描述了將相關人員由鐵路運往集中營的計劃,並指示1939年12月的人口普查將決定會送哪些人去集中營[100]。1941年5月海德里希同軍需總長愛德華·瓦格納共同制訂了入侵蘇聯的規章,保證別動隊和德軍能夠協同運作滅絕蘇聯境內的猶太人[101]。1941年7月22日,海德里希的BF109戰鬥機被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波克雷什金的米格-3戰鬥機擊落,海德里希迫降到蘇軍後方,躲開了蘇聯巡邏隊並同德軍前線接頭[102]。此後希特拉親自命令海德里希返回柏林,專職從事黨衛隊事務[103]。7月31日,戈林書面授權海德里希,以保證各政府部門協調推動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施行[104]

1941年10月10日,海德里希作為進階軍官參加了在布拉格舉行的國家安全部「最終解決方案」會議[註 4]。會議討論了將50,000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境內的猶太人遷移至明斯克猶太區里加猶太區英語Riga ghetto的方案。海德里希的地位使其在執行這一計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蓋世太保已準備好在西部開展人口遷移,而別動隊已經在東部開展大規模屠殺行動[105]。與會人士亦計劃在「之後幾周」將布拉格的5,000名猶太人送交別動隊指揮官阿圖爾·內貝奧托·拉施英語Otto Rasch,而在保護國境內亦會建立猶太區:特雷津集中營[106],近33,000人在此喪生。成百上千人途徑此營,然後葬身於東部[107]。1941年希姆萊指定海德里希「負責執行」對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60,000名猶太人向波蘭羅茲(利茲曼施塔特)猶太區的轉移[108]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主持了萬湖會議,討論了執行這一計劃的細節[109][110]。史學家唐納德·布洛克森稱在討論過程中,海德里希「全然無暇責罵猶太人」,而是集中精力試圖推動這一「超國家任務」的執行[111]

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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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暗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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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在這一輛開篷梅斯特斯-平治轎車中身負致命傷

位於倫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決心刺殺海德里希,揚·庫比什英語Jan Kubiš約瑟夫·加布奇克英語Jozef Gabčík兩人負責領銜任務小隊。在經英國特別行動執行處培訓之後,兩人於1941年12月28日搭乘一架哈利法克斯轟炸機跳傘進入保護國境內。他們掩藏身份,開始計劃刺殺方案[112]

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希計劃前往柏林會見希特拉,德方檔案表明希特拉意圖將海德里希調往德佔法國,以應對勢力逐漸增強的法國抵抗運動[113]。在由布拉格前往德累斯頓的路途中,海德里希必須經過布拉格市郊利本區內的一座橋樑。該橋位於一個急彎附近,行車必須減速,適合進行攻擊。當海德里希所乘車輛減速時,加布奇克試圖以一把斯登衝鋒槍進行射擊,但衝鋒鎗卡彈未能開火。海德里希沒有加速駛去,而是停車試圖應對刺客。庫比什擲出一枚反坦克地雷改造成的炸彈,落到汽車後部,海德里希和庫比什兩人均因此波爆炸負傷[114]

當煙塵消盡後,海德里希持槍起身,追隨庫比什並試圖回擊,庫比什躍上電單車後駛去。海德里希追了半個街區,但由於休克而癱倒在地,命令其司機克萊因步行繼續追逐庫比什。加布奇克在後續交火中擊傷了克萊因的腿,並逃往當地的一個避難所。海德里希仍手持手槍,擁其左腹,流血不止[115]

一名捷克女性前來幫助,並攔下了一輛運貨車,海德里希開始坐在司機身邊,但抱怨這一位置使其疼痛加劇,而躺入後車廂內,送往納布洛夫策醫院急救室[116]。海德里希左腹傷勢嚴重,其橫膈膜脾臟均受到重挫,還折斷了一根肋骨。一位名為斯拉尼納的醫生包紮其胸部傷口,而另一名醫生瓦爾特·狄爾克嘗試取出彈片,但未能成功,於是決定立刻進行手術。手術由狄爾克、斯拉尼納和霍爾鮑姆執行,其過程中海德里希接受了數次輸血,切除了脾臟,其胸口、左肺和橫膈膜均經歷清創和縫合[116]。希姆萊派出另一名醫生卡爾·格布哈特前往布拉格參與治療。海德里希雖經受了一次發燒,但其傷勢似乎恢復良好。希特拉的私人醫生特奧多爾·莫雷爾建議使用磺胺(新研發的抗菌藥物),但格布哈特認為海德里希將會痊癒,由此拒絕了這一建議[117]。6月2日希姆萊到訪時,海德里希已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便朗誦了其父親歌劇中的一個段落:

世界不過是一支筒風琴,主在其中轉動。
我們均將隨鼓的韻律起舞[118]

布拉格聖西里爾和美多德教堂中遍佈彈孔的牆;庫比什及其同伴在此被圍

海德里希在希姆萊到訪之後陷入昏迷,並於6月4日(可能為4時30分)去世,享年38歲。屍體解剖表明其死於敗血症。根據參與調查刺殺行動的刑警伯恩哈德·魏納英語Bernhard Wehner稱海德里希死時的面容展現出了「神秘的靈性和全然反常的美,如文藝復興的主教一般[119]」。

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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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7日,海德里希的豪華葬禮在布拉格舉行,此後其靈柩經火車運往柏林,於6月9日在新的總理府進行第2場葬禮,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致悼詞[3]元首希特拉亦參加了葬禮,並將其獲得之勳章,包括最進階德意志勳章血章、金重傷獎章和一等帶劍戰功十字勳章至於其葬枕之上[120],雖然海德里希之死以政治宣傳的面貌廣為流傳,希特拉在私下卻亦稱其因不夠小心而大意、應對自己的死負責:

此類舉動使小偷和刺客都有機可乘。行駛未加固的開篷汽車或在大街上毫無防備肆意步行,這般壯舉實為愚蠢,對帝國事業毫無幫助。海德里希這般不可替代的人,竟使自己毫無必要地身處險境之中,我也只能稱之愚蠢了[121]

海德里希在柏林榮軍公墓的匿名墓地。 2019 年,身份不明的肇事者打開了墳墓,確切位置成為公眾所知。

海德里希下葬於柏林的榮軍公墓[122]。具體的下葬點不詳,1945年蘇聯紅軍攻陷柏林時標註其下葬處的木牌已不見蹤影,並且未遭替換,此地因而無法成為新納粹主義者的集結處[123]。海德里希下葬時的相片表明花圈和悼客位於A區,靠近榮軍公墓北牆和沙恩霍斯特大街,位於墓園前方[123]。最近的一本傳記亦稱其墳墓位於A區[124]。希特拉計劃為海德里希建造一座紀念陵墓(由雕塑家阿爾諾·布雷克爾和建築師威廉·克賴斯共同設計),但由於德國戰況日漸不佳,故未能實現[123]

雖然海德里希名為國家陣亡將領,但西德政府因其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而拒絕向其遺孀(莉娜)支付撫恤金;在1956年和1959年一系列對西德政府的訴訟後,莉娜獲得了取得撫恤金的權利,其數額頗為可觀[125]。兩人共有4名子女:克勞斯,1933年生,1943年死於交通事故;海德爾,1934年生;西爾克,1939年生;馬爾特,1942年在其父死後出生[126]。莉娜撰寫了一本回憶錄,題為《與一名戰犯的生活》(Leben mit einem Kriegsverbrecher),1976年出版[127]。她此後再婚一次,於1985年過世[128]

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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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懷疑窩藏暗殺海德里希的刺客,利迪策村遭德軍報復性摧毀

海德里希的刺客首先藏身於避難所中,此後轉移至布拉格的正教教堂聖西里爾和美多德主教座堂。一名捷克抵抗運動成員泄漏了其所在地[129],近800名黨衛隊和蓋世太保成員包圍了教堂。多名捷克人死亡,其餘則躲藏到了教堂的地下室。德方試圖通過槍火、催淚瓦斯和放水等方式將其引出,並最終通過炸藥成功進入,剩餘的小隊成員拒絕投降,自盡而亡。刺客的支持者在此後亦受處決,當中包括教會領袖、後追奉為正教會殉道者的戈拉茲德主教英語Gorazd (Pavlík)[130]

希特拉對於海德里希之死大為光火,本來要下令捕殺10,000名隨機選出的捷克人作為報復,但他與卡爾·赫爾曼·弗蘭克商討後,顧及捷克地區為德軍重要的工業區,此舉將會影響區域生產力,故未執行[131]。他下令進行快速調查。情報部門誤將刺客同利迪策萊扎基英語Ležáky兩個村落聯絡到一起。蓋世太保報告稱,布拉格西北22公里(14英里)的利迪策可能為刺客的藏身之處(因當時身處英國的多位捷克軍官為利迪策出身),在萊扎基則發現了一個抵抗運動的廣播電台[132]。6月9日希特拉同希姆萊和法蘭克商討之後,下令實施報復[133]。超過13,000人被捕、驅逐和監禁。6月10日始利迪策和萊扎基所有16歲以上的男性,及萊扎基的全體女性俱遭殺害[129],利迪策的所有女性則立刻遣送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後來僅4人生還(均為孕婦,在海德里希過世的醫院強制流產,隨後送往集中營)。兩個村鎮均遭焚燒和夷平[134][135],而海德里希死後的屠殺遇難者至少1,300人[136][137]

海德里希死後,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接替其國家安全部部長職位[122],而卡爾·赫爾曼·弗蘭克(1942年5月27日至28日)和庫爾特·達呂格(1942年5月28日至1943年10月14日)則繼任代理總督。萬湖會議上制訂的方案仍繼續施行。最初3個投入大屠殺的滅絕營分別於特雷布林卡索比布林貝爾賽克設立。計劃名稱為紀念海德里希而定為萊茵哈德行動[138]。海德里希在德國柏林的墳墓,遭不明人士開挖,墳墓開挖後,海德里希的屍骨卻又完好猶在,未被盜走[139]

個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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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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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的領導方式為通過恐懼取得服從和尊重。他為人嚴謹,從不表現友好或愉悅,頗具軍人風範。他每日堅持鍛煉,對外表一絲不苟,並要求下屬效法[140]。他沒有多少親密的朋友,並極度多疑,不信任多數的黨衛隊高官。希姆萊是一個例外;海德里希對其近乎盲目服從,認為其是一名「真正的黨衛隊成員」。希姆萊同時也信任海德里希,部分原因是海德里希並沒有甚麼野心,他本人對於「取代希姆萊」沒有太大的興趣(海德里希也多次向希姆萊強調這一點)[141]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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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只在黨衛隊安全部門中發展緊密的職業關係,海因里希·繆勒即為當中代表,海德里希也對其表示信任。阿道夫·艾希曼的忠誠使海德里希頗為佩服,因此任命他為萬湖會議的秘書。赫伯特·卡普勒英語Herbert Kappler據傳為海德里希的門生,後獲任為羅馬黨衛隊總指揮[142]。為海德里希所青睞的黨衛隊員(尤其是參加了萬湖會議者)均對黨衛隊事業十分投入,對嚴酷的滅絕行動毫無悔意,並對海德里希十分忠誠。海德里希既不喜歡、也不信任阿圖爾·內貝和瓦爾特·施倫堡,其原因可能是此二人過於獨立且野心過重[143]

海德里希據稱頗為鄙視骷髏總隊,並格外反感特奧多爾·艾克,稱其為「有野心的矮子」。他亦不信任奧斯瓦爾特·波爾英語Oswald Pohl。他稱奧斯威辛集中營營長魯道夫·霍斯為無教養的暴徒[144]。在黨衛隊高層,海德里希同卡爾·沃爾夫頗為友好,但日後沃爾夫稱其對海德里希頗有戒心,擔心其隨時準備同希姆萊一同清算他。在一般黨衛隊中,海德里希同一些頗具權力的黨衛隊和警方領袖鑄造了友好關係,如弗里德里希·耶克爾恩。海德里希與其關係尚可,但在日後耶克爾恩於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冒犯希姆萊後對其頗為警惕[141][145]

參與運作萊茵哈德行動中滅絕營的安保和警員多為海德里希最為親近的職業人士。海德里希據稱與奧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克里斯蒂安·維爾特英語Christian Wirth關係頗佳。在其他領域,海德里希並不熟識卡爾·赫爾曼·弗蘭克,亦對其不信任[146]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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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931年7月14日海德里希在漢堡正式成為黨衛隊成員[31]
  2. ^ 關於對囚犯的編號,見埃德溫·布萊克著《IBM與大屠殺》,355頁和362頁。布萊克提及「德國集中營的管理」(1945年7月9日,PRO FO 371/46979(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及「集中營卡片索引檔案解碼」(n.d. NARG242/338 T-1021 Roll 5, JAG(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在後一個來源中亦提及了第99幀。
  3. ^ 3.0 3.1 這一電報為紐倫堡審判奧斯瓦爾特·波爾時的PS-3363號證物。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網站上提供了英語翻譯版本[96]
  4. ^ 這一描述為大屠殺史學家勞爾·希爾貝格在其《歐洲猶太人的毀滅》中所參照[105]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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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編輯]
  1. ^ 1.0 1.1 Dederichs 2009,第92頁.
  2. ^ Gerwarth 2011,第279頁.
  3. ^ 3.0 3.1 Dederichs 2009,第148–150頁.
  4. ^ Gerwarth 2011,第174頁.
  5. ^ Dederichs 2009,第11頁.
  6. ^ Gerwarth 2011,第14–15, 18頁.
  7. ^ Gerwarth 2011,第14頁.
  8. ^ Gerwarth 2011,第14, 20頁.
  9. ^ 9.0 9.1 Dederichs 2009,第28頁.
  10. ^ Gerwarth 2011,第28頁.
  11. ^ Gerwarth 2011,第24頁.
  12. ^ Dederichs 2009,第23, 28頁.
  13. ^ Lemons 2005,第225頁.
  14. ^ Gerwarth 2011,第28, 29頁.
  15. ^ 15.0 15.1 Gerwarth 2011,第30頁.
  16. ^ Waite 1969,第206–207頁.
  17. ^ Gerwarth 2011,第32, 33頁.
  18. ^ Gerwarth 2011,第34頁.
  19. ^ Gerwarth 2011,第37, 38頁.
  20. ^ Gerwarth 2011,第39–41頁.
  21. ^ Gerwarth 2011,第43, 44頁.
  22. ^ Gerwarth 2011,第44, 45頁.
  23. ^ Calic 1985,第51頁.
  24. ^ 24.0 24.1 Williams 2001,第29–30頁.
  25. ^ Gerwarth 2011,第51, 52頁.
  26. ^ 26.0 26.1 26.2 Longerich 2012,第125頁.
  27. ^ Gerwarth 2011,第52頁.
  28. ^ Gerwarth 2011,第55, 58頁.
  29. ^ Gerwarth 2011,第110, 111頁.
  30. ^ 30.0 30.1 Dederichs 2009,第12頁.
  31. ^ Gerwarth 2011,第53頁.
  32. ^ 32.0 32.1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 (NARA).
  33. ^ Gerwarth 2011,第56, 57頁.
  34. ^ Calic 1985,第72頁.
  35. ^ Gerwarth 2011,第58頁.
  36. ^ 36.0 36.1 36.2 36.3 36.4 Gerwarth 2011,第61頁.
  37. ^ The Holocaust, Crimes, Heroes and Villains 1942
  38. ^ Williams 2001,第38頁.
  39. ^ Longerich 2012,第149頁.
  40. ^ Shirer 1960,第196–200頁.
  41. ^ Shirer 1960,第226–227頁.
  42. ^ 42.0 42.1 Shirer 1960,第271頁.
  43. ^ Shirer 1960,第270–271頁.
  44. ^ Williams 2001,第61頁.
  45. ^ Longerich 2012,第165頁.
  46. ^ Kershaw 2008,第306–307頁.
  47. ^ Kershaw 2008,第309–12頁.
  48. ^ Kershaw 2008,第313頁.
  49. ^ Flaherty 2004,第56, 68頁.
  50. ^ McNab 2009,第156頁.
  51. ^ Williams 2001,第66頁.
  52. ^ Reitlinger 1989,第90頁.
  53. ^ 53.0 53.1 Williams 2001,第77頁.
  54. ^ Weale 2010,第132, 135頁.
  55. ^ Calic 1985,第157頁.
  56. ^ Kershaw 2008,第358–359頁.
  57. ^ Kitchen 1995,第40頁.
  58. ^ Delarue 2008,第85頁.
  59. ^ Blandford 2001,第135–137頁.
  60. ^ Evans 2005,第655頁.
  61. ^ Lehrer 2000,第55頁.
  62. ^ Lehrer 2000,第61–62頁.
  63. ^ Goldhagen 1996,第158頁.
  64. ^ Kershaw 2008,第696頁.
  65. ^ Longerich 2012,第469, 470頁.
  66. ^ Headland 1992,第22頁.
  67. ^ Dederichs 2009,第83頁.
  68. ^ 68.0 68.1 Williams 2001,第85頁.
  69. ^ Blandford 2001,第112頁.
  70. ^ Williams 2001,第88頁.
  71. ^ Conquest 2008,第200–202頁.
  72. ^ Bracher 1970,第418頁.
  73. ^ Snyder 1994,第242頁.
  74.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 (ushmm.org)-1
  75. ^ 75.0 75.1 Williams 2003,第82頁.
  76. ^ Horvitz & Catherwood 2006,第200頁.
  77. ^ 77.0 77.1 Bryant 2007,第140頁.
  78. ^ 78.0 78.1 78.2 78.3 Bryant 2007,第143頁.
  79. ^ Paces 2009,第167頁.
  80. ^ 80.0 80.1 80.2 Williams 2003,第100頁.
  81. ^ 81.0 81.1 81.2 Bryant 2007,第144頁.
  82. ^ Garrett 1996,第60頁.
  83. ^ MacDonald 1989,第133頁.
  84. ^ Williams 2003,第141頁.
  85. ^ Sereny 1996,第325頁.
  86. ^ Evans 2005,第53頁.
  87. ^ Gerwarth 2011,第xiii頁.
  88. ^ Goldsworthy 2010,第229頁.
  89.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 (ushmm.org)-2
  90. ^ Calic 1985,第192頁.
  91. ^ Calic 1985,第193頁.
  92. ^ Dresner 1998,第1199頁.
  93. ^ Shirer 1960,第518–520頁.
  94. ^ Calic 1985,第194–200頁.
  95. ^ Longerich 2012,第425頁.
  96. ^ Yad Vashem 2011
  97. ^ Shirer 1960,第958–963頁.
  98. ^ Rhodes 2002,第257頁.
  99. ^ Donnelley 2012,第48頁.
  100. ^ 100.0 100.1 Aly et al. 2004,第5頁.
  101. ^ Hillgruber 1989,第94–96頁.
  102. ^ Gerwarth 2011,第174, 196, 197頁.
  103. ^ Gerwarth 2011,第197頁.
  104. ^ Browning 2004,第315頁.
  105. ^ 105.0 105.1 Hilberg 1985,第164頁.
  106. ^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 1st
  107. ^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 (ushmm.org)-3
  108. ^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 2nd
  109. ^ Kershaw 2008,第696–697頁.
  110. ^ Holocaust-history 2004
  111. ^ Bloxham 2009,第228頁.
  112. ^ Calic 1985,第254頁.
  113. ^ Bryant 2007,第175頁.
  114. ^ Williams 2003,第145–147頁.
  115. ^ Williams 2003,第147, 155頁.
  116. ^ 116.0 116.1 Williams 2003,第155頁.
  117. ^ Williams 2003,第165頁.
  118. ^ Lehrer 2000,第86頁.
  119. ^ Höhne 2000,第495頁.
  120. ^ Williams 2003,第223頁.
  121. ^ MacDonald 1989,第182頁.
  122. ^ 122.0 122.1 Dederichs 2009,第107頁.
  123. ^ 123.0 123.1 123.2 Lehrer 2000,第87頁.
  124. ^ Dederichs 2009,第176頁.
  125. ^ Gerwarth 2011,第291頁.
  126. ^ Gerwarth 2011,第77, 83, 113, 289頁.
  127. ^ Browder 2004,第260頁.
  128. ^ Lehrer 2000,第58頁.
  129. ^ 129.0 129.1 Dederichs 2009,第152頁.
  130. ^ Dederichs 2009,第153–155頁.
  131. ^ Craig 2005,第189頁.
  132. ^ Dederichs 2009,第151–152頁.
  133. ^ Gerwarth 2011,第280頁.
  134. ^ Calic 1985,第253頁.
  135. ^ Frucht 2005,第236頁.
  136. ^ Burian et al. 2002.
  137. ^ Kershaw 2008,第714頁.
  138. ^ Arad 1987,第13頁.
  139. ^ Grave of top Nazi leader Reinhard Heydrich opened in Berlin. BBC News. 2019-12-16 [2022-01-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24). 
  140. ^ Gerwarth 2011,第73–75頁.
  141. ^ 141.0 141.1 Yerger 1997,第17頁.
  142. ^ Gallagher 1969,第143–145頁.
  143. ^ Schellenberg 2000,第19–21頁.
  144. ^ Fitzgibbon 2000,第276–302頁.
  145. ^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 (SS officer record rolls).
  146. ^ Ernst 1971,第117–12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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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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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職務
前任者:
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男爵
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副總督(代理總督)
1941年9月29日–1942年6月4日
繼任者:
庫爾特·達呂格
前任者:
職位創立
國家安全部部長
1939年9月27日–1942年6月4日
繼任者:
海因里希·希姆萊(代理)
前任者:
奧托·施泰因霍伊斯爾英語Otto Steinhäusl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
1940年8月24日–1942年6月4日
繼任者:
阿圖爾·內貝
獎項與成就
前任者:
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沙波什尼科夫
時代》雜誌封面人物
1942年2月23日
繼任者:
山下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