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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 CHAMBER
《1820年痛苦和刑罚草案》(Pains and Penalties Bill 1820)是由英皇乔治四世要求下,英政府在1820年向国会提交的一项草案,目的是要解除他与皇后卡罗琳的婚姻关系,以及禠夺她英国皇后的身份。
本身风流成性的乔治在父皇乔治三世逼迫下,在1795年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迎娶表妹卡罗琳为妃。可是,两人的婚姻关系形同灾难,两夫妇在1796年诞下唯一的儿女夏洛特公主后,便在同年3月开始分居,夏洛特后来更在1817年分娩后不幸与婴儿一同难产死亡。卡罗琳在1814年起移居到海外生活,在外期间任命一名叫巴托洛梅奥·佩尔加米(Bartolomeo Pergami)的意大利男子担任她的伴游,这名伴游未几更出任她的仆役长,外界盛传两人是情侣关系。
在1820年,乔治三世驾崩,乔治即位英皇,卡罗琳为了确立她的皇后身份而返回英国。乔治对她极为鄙视,而且还坚持要与卡罗琳离婚。可是根据当时的英格兰律例,除非夫妇任何一方触犯通奸罪,否则离婚即属违法。由于夫妇二人都不愿承认触犯通奸罪,乔治于是透过国会引入一项草案,假如草案获得通过,将等同宣告卡罗琳通奸罪成,并准予英皇离婚。但事实上,草案的引入意味卡罗琳要受国会公审,并要由上、下议院议员参与聆讯。
随后的国会聆讯引起社会极大哄动,作供内容也被传媒广泛报导,露骨的细节内容更被钜细无遗的记录下来,而草案最终只能先获上院以些微票数通过,但却激起社会上对卡罗琳的同情,以及对乔治和政府的不满。鉴于上院只以些微票数通过草案,再加上民情汹涌,政府认为草案获下院通过的机会渺茫,最终在下院就草案展开辩论前宣布撤回。
草案背景
[编辑]在1795年,英皇乔治三世迫令长子威尔士亲王乔治迎娶表妹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卡罗琳女公爵为妻。然而,两人性格完全不合,婚姻形同灾难。在1796年诞下唯一的儿女夏洛特公主后,两人便在翌年开始分居,而夏洛特公主更不幸在1817年分娩后,与婴儿一同难产死亡,死时仅21岁。在分居以后,卡罗琳开始受到皇室的冷落,最终选择在1814年离开英国,往欧洲大陆居住。在1820年1月29日,她的家翁乔治三世驾崩,并由丈夫继位为乔治四世,卡罗琳则按理成为皇后。不过,乔治四世拒绝承认卡罗琳的皇后身份,并下令英国各地驻外大使,确保各国君主都不承认她的皇后身份。在皇家命令之下,卡罗琳之名从圣公会礼拜仪式使用的《公祷书》中剔除,乔治一有机会,都设法把卡罗琳排除出自己的生活之外。但在同年6月,卡罗琳返回伦敦,坚持取回她获赋予的权利,成为英国皇后。
乔治对返回伦敦的卡罗琳显得极为鄙视,同时在过去数年间,他设法搜集证据,企图证明卡罗琳在欧陆居住的时候,与她来自意大利的仆役长巴托洛梅奥·佩尔加米通奸。就在卡罗琳返回英伦后翌日,乔治将搜集得来的证据提交国会,这些证据分别用两个绿色布袋装载,其中一个由首相利物浦勋爵呈交上议院,另一袋证据则由外相卡苏里勋爵负责呈交下议院,两人又各自要求上、下两院设立机密小组审阅布袋内的证据。[1]不过,卡罗琳的首席代表大律师兼反对党辉格党下院议员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却要求公开布袋内的文件。布鲁厄姆心知公众同情卡罗琳而非她的丈夫和民望欠佳、处于弱势的政府,他相信公开乔治自己的婚外情细节,甚至是公开他多年前与情妇玛丽亚·费兹赫伯特(Maria Fitzherbert)订下的非法婚姻,将对执政托利党政府予以痛击,随时促使利物浦勋爵的内阁垮台。[2]
为寻求妥协,卡苏里和另一托利党要员威灵顿公爵与布鲁厄姆和卡罗琳的另一位代表律师托马斯·登曼(Thomas Denman)会面接洽,而亲托利党的下院议员威廉·威伯福斯亦成功游说下院暂停讨论布袋内的证据,让双方有足够时间协商。不过,双方未能在讨论中达成任何共识,其中,托利党建议向卡罗琳发放每年50,000英镑生活费,以女公爵身份居于海外,但卡罗琳坚持自己有权成为皇后,并指政府提出的生活费有贿赂之虞。[3]随后威伯福斯向下院提出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敦请卡罗琳放弃其诉求,结果动议获394票对124票大比数通过。虽然如此,普罗大众却站在卡罗琳一方,而卡罗琳也断然拒绝动议的要求。[4]这时,与卡罗琳曾传出绯闻的内阁要员乔治·坎宁表态批评国会和政府对卡罗琳采取的行动,并威胁要从政府辞职,以示抗议。由于坎宁深具影响力,一旦辞职,内阁势必垮台,内阁唯有极力挽留。未几,坎宁却因长子病逝而出游欧洲散心,因此没有参与国会随后进行的辩论。[5]
在6月27日,上议院否决辉格党党魁格雷勋爵要求中止调查的动议,调查遂正式展开。上院设立了一个由15名上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对布袋内的证据作出研究,[6]委员会主席哈洛比勋爵(Lord Harrowby)在一星期后公布,鉴于事态严重,有必要透过“立法途径”处理,[7]促使首相利物浦勋爵在翌日宣布政府将就事件引入一项草案。
草案内容
[编辑]在7月5日,政府向国会正式提交《痛苦和刑罚草案》,节录内容如下:
“ | 兹禠夺卡罗琳·阿米利亚·伊丽莎白皇后陛下,作为本皇国皇后所获得的封号、特权、权利、优待权和辖免权;并解除英皇陛下与前述卡罗琳·阿米利亚·伊丽莎白之间的婚姻关系。 | ” |
这项草案指控卡罗琳涉嫌与“地位卑微的外人”巴托洛梅奥·佩尔加米触犯通奸罪,并因此丧失作为皇后所享有的权利。[8]政府的草案事实上变成对卡罗琳展开公审,在审议草案期间,政府可传召证人指证卡罗琳,而卡罗琳的辩护律师亦可审问这些证人。透过向草案作出表决,上、下两院议员就犹如陪审团和法官。此外,与一般的被告不同,卡罗琳并未享有一些作为被告的基本权利,包括在控方安排证人时,她不会在事前知悉证人的身份。对于有关安排,《泰晤士报》批评这“有违上帝的律法”,[9]而普遍舆论也站到卡罗琳一方,对她予以支持。
一直以来,乔治均依赖纳税人的金钱,过着非凡的奢华生活,相比之下,卡罗琳的生活则显得更为朴实。[10]坊间不少讽刺作家和漫画家都爱透过讽刺漫画支持卡罗琳,且把乔治描绘成生活放荡和纵情声色的昏君。[11]卡罗琳还经常收到各地表达支持的来信,而当时国内正兴起激进运动,以寻求推动政治改革和对抗声望欠佳的乔治,一时间,遭受乔治苛迫的卡罗琳正好成为国内激进运动的象征人物。[12]在8月,卡罗琳还加入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等人的阵营,以下据闻是科贝特对卡罗琳的评论:[13]
“ | 假如本皇国地位如此深重的人物,都可以透过一项《痛苦和刑罚草案》丧失她的地位和封号、还可遭到休妻、罢免和贬抑的对待,恐怕本皇国的宪制自由将要分崩离析;国家赋予的权利只会支离破碎;而曾几何时得到自由的人民,将会犹如最卑贱的奴隶一样,被傲慢无礼的强权鞭打。[14] | ” |
就在聆讯展开前夕,卡罗琳向乔治发公开信,信件的内容受广泛报导。据指这份公开信也是出自科贝特手笔,内容讲述卡罗琳如何受到不公对待、她如何沦为阴谋和奸计下的牺牲者、乔治如何残忍和麻目不仁、以及要求得到公正审讯的诉求等。[15]这份公开信不单止被视为向乔治的挑战,也是对政府坚持改革的挑战。[16]
聆讯召开
[编辑]在1820年8月17日,国会正式对卡罗琳展开聆讯。当日虽然有大批军人到国会外戒备,但仍吸引大批民众守候,一睹贵族和皇后等重要人物抵步的场面。[17]由于草案由上院引入,因此草案要先经由上院审议。上院议事厅召开会议后,立即就草案进行二读,并由大法官艾尔登勋爵(Lord Eldon)宣布有数名贵族缺席。缺席聆讯的贵族包括拜伦勋爵和厄尔斯金勋爵等人,缺席原因多数是因为身在国外或年老抱恙,但她的小叔萨西克斯公爵则以身为皇族血亲为理由获准缺席,另一位小叔约克公爵却表示会如常参与聆讯。[18]
《痛苦和刑罚草案》的第一项动议由伦斯特公爵(Duke of Leinster)提出,内容要求驳回草案。不过,伦斯特公爵并非真心要驳回草案,动议旨在试探英政府在草案中所获得的支持,从而估算乔治在草案中的胜算,结果动议以41票对206票大比数否决。[19]在首两日聆讯中,先由辩方布鲁厄姆和登曼发表开辩词,颇获好评。[20]虽然两人没有明言乔治本身也可能触犯通奸罪,但却在开辩词当中暗示乔治有机会遭受“反控”,意味随后的聆讯过程将会公开乔治本身的风流事迹,甚至是他与费兹赫伯特的秘密婚姻;[20]至于卡罗琳亦私下愤言自己“只曾犯过一次通奸罪,就是与费兹赫伯特夫人的丈夫通奸”。[21]
在8月19日,控方由检察总长罗伯特·吉福德爵士(Sir Robert Gifford)主持下开辩,卡罗琳没有出席。吉福德宣称卡罗琳当时身为王妃,却与仆役长佩尔加米自1814年11月起维持一段长达五年的情侣关系,两人不单止共用睡房、平时双臂紧扣、更被人听到缠绵接吻的声音,此外,卡罗琳常在佩尔加米面前换衣服,进膳时也与他一起。他又表示,虽然佩尔加米是有妇之夫,而且他的孩子、兄妹和母亲均跟随卡罗琳生活,但佩尔加米的发妻却没有在一起。[22]吉福德的言论引起很大哄动,翌日的星期日报章纷纷对他的露骨内容作详细报导。[23]在8月21日星期一,吉福德继续对卡罗琳作进一步指控,包括有人曾发现卡罗琳和佩尔加米一丝不挂的共床同眠、卡罗琳在公众场合公然坐在佩尔加米的膝上、更甚者,卡罗琳只在佩尔加米一人陪同下沐浴。[24]卡罗琳的行径固然令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为之咋舌,但吉福德的言论也不太受上流社会支持,因为他们也深知乔治比卡罗琳好不了多少,而强行将卡罗琳的私生活细节展现于公众面前,最终只会对皇室与政治现状构成冲击。[25]正如当时的著名诗人李希·亨特(Leigh Hunt)在致雪莱的一封书信中,就认为“整件事对当代衰落中的皇室而言,将是最大的冲击”。[26]
随后,控方准备传召首名证人——卡罗琳的一位意大利籍仆役西奥多·马约基(Theodore Majocci)作供。可是,对于控方依赖一位来自外地、出身寒微的下人作供,却引发英国国内仇视意大利的偏见。马约基除了接受政府保护,免受暴徒袭击外,[27]坊间流行的讽刺漫画和小册子更把他描绘成被收买、腐败无能和可耻的坏人。[28]马约基受贿作假证供的传闻,亦透过街上售卖的单张不迳而走。[29]
吉福德在8月21日完成发言后,卡罗琳再次现身上院议事厅出席聆讯。未几,马约基获传召入议事厅作供,就在他步入议事厅的时候,卡罗琳突然趋前,揭起面纱,似乎认出马约基,并惊呼他的名字“西奥多”一声,接着便跑离上院。[30]卡罗琳富戏剧性地离开上院议事厅一事,被《泰晤士报》形容为“极度痛苦的感情爆发”(burst of agony),[31]不过坊间也有认为这是卡罗琳畏罪的表现。[32]事件迫使辩方律师建议卡罗琳,此后如非被特别传召,都不宜出席聆讯,[33]事实上,卡罗琳在聆讯期间经常前赴上院,但却没有现身议事厅。据俄国驻英公使夫人利芬公主(Princess Lieven)透露,卡罗琳在聆讯期间只顾在上院偏厅玩双陆棋消磨时间,[34]种种缺席聆讯的负面表现,都使她的声誉受损。[35]
控方论据
[编辑]在法律政策专员约翰·科普利爵士(Sir John Copley)盘问下,马约基供称卡罗琳与佩尔加米平时共晋早餐,各住相连的睡房,而且曾互相亲咀接吻。他表示,佩尔加米经常不在自己的睡房睡觉,并见过他只穿着内裤和睡衣走进卡罗琳的香闺。[36]马约基续称,卡罗琳有次出游地中海,全程与佩尔加米共住同一帐篷,在沐浴时更只有佩尔加米一人服侍。[37]在作供翌日,马约基又指两人在旅程中共坐同一辆马车,又云佩尔加米为免下车解手,在马车上必有一个水瓶傍身。[38]
在控方不断盘问下,整个聆讯过程变得愈益荒诞。当科普利向马约基问及卡罗琳雇用一位脱衣舞男的情况时,身在上院议事厅内的马约基为了模仿舞男而手舞足蹈、一边揭起裤子舞动、一边大喝全场无人明白的“vima dima!”。[39]马约基在上院跳舞一事深受《泰晤士报》恶评,还表示对于“有责任”报导“如斯下流”的内容深感遗憾。[31]科普利完成盘问后,再由辩方的布鲁厄姆盘问马约基,可是马约基甚不合作,超过200次以意大利语向辩方回答“我记不起”(Non mi ricordo),这个回答一时沦为全国笑柄,广为坊间流行,也被不少漫画和讽刺诗文加以引用和嘲弄,[40]使他作为证人的诚信深受普遍质疑。[41]
马约基作供完毕后,控方传召卡罗琳出游地中海期间曾雇用的游船水手盖塔诺·帕杜佐(Gaetano Paturzo)、以及船长文森佐·加奎诺(Vincenzo Garguilo),前者宣称卡罗琳曾坐在佩尔加米的膝上,但仅此而已,至于后者则表示两人在甲板上共住同一个帐篷,亦曾互相接吻。在控辩双方盘问下,加奎诺承认出席聆讯前收了人钱,但他强调这些钱不足以弥补他特地前赴英伦而蒙受的生意损失。[42]另一方面,卡罗琳亦曾乘坐英舰HMS利维坦号(HMS Leviathan)出游,该舰舰长托马斯·布里格斯(Captain Thomas Briggs)以控方证人身份作供时表示,两人在舰上住在两间双连的睡房,也见过两人双臂缠绵。相较于之前的意大利证人,上议院认为布里格斯在英舰供职,应是一位可信证人,[43]不过在盘问尾声的时候,上议员艾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忽然从坐位站起,向布里格斯直接问到:“究竟证人有没有看到王妃与佩尔加米有任何不当的亲昵行为?你有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两人间有任何不当的放肆或亲昵行为?”结果布里格斯的答案是“没有”。[44]
另一位在第里雅斯特任职旅馆店东的伯多禄·古芝(Pietro Cuchi)在上院作供时表示,曾经在卡罗琳入住的客房门外,透过门锁锁孔窥看室内情况,看见佩尔加米离开卡罗琳的睡房,但身上只穿着袜子、内裤和睡袍。不过,他强调自己难以透过锁孔清楚窥探室内情况。他又表示,佩尔加米的睡床没有使用过的痕迹,而卡罗琳房内的两个马桶却曾被使用。[45]
在8月25日,上院传召来自卡尔斯鲁厄、任职女仆的芭芭拉·克瑞斯(Barbara Kress)。当检察总长问及卡罗琳睡房的床单时,问到:“你曾否在床单上发现任何东西?”女仆回答的声量十分小,再加上她不懂英语,控辩双方的翻译唯有走到她的跟前聆听答案。辩方翻译声称女仆的答案是“wuste”,无法翻译;但控方翻译则要求女仆进一步解释答案。克瑞斯不堪压力,一度情绪崩溃,迫使聆讯一度中断,待她心情平服后再续。几经鉴定,最终双方确认女仆所指的“wuste”是英文的“stains”,是“污迹”的意思。[46]有关的聆讯引起舆论不少批评,认为聆讯沦为一齣“庄严的闹剧”,[47]托利党名媛哈丽特·阿巴斯诺特也在她的日记写到:“如果辉格党的上议员不认为他们听到的呕心内容是“证据”,那么他们的夫人在日后大可放心离婚不会发生在她们身上。”[48]
辩方论据
[编辑]注脚
[编辑]- ^ Robins, Jane (2006). Rebel Queen: How the Trial of Caroline Brought England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ISBN 9780743478267. p.132.
- ^ Robins, p.134.
- ^ Robins, p.137.
- ^ Robins, p.138.
- ^ Robins, pp.141–142.
- ^ Robins, p.140.
- ^ Robins, p.142.
- ^ Robins, pp.142–143.
- ^ Quoted in Robins, p.143.
- ^ Robins, p.149.
- ^ Robins, pp.151–157.
- ^ Robins, pp.158–160.
- ^ Robins, p.160.
- ^ Queen Caroline in The Times, 2 August 1820
- ^ Robins, pp.162–163.
- ^ Robins, p.164.
- ^ Robins, pp.165–169.
- ^ Robins, p.170.
- ^ Robins, p.171.
- ^ 20.0 20.1 Robins, pp.172–174.
- ^ Thomas Moore's Memoirs, (London, 1853) vol.III, p.149 quoted in Robins, p.176.
- ^ Robins, pp.181–182.
- ^ Robins, pp.182–184.
- ^ Gifford's speech quoted in Robins, pp.184–185.
- ^ Robins, p.185.
- ^ Leigh Hunt, Correspondence, vol.I, p.156 quoted in Robins, p.186.
- ^ Robins, pp.187–188.
- ^ Robins, pp.188–191.
- ^ Robins, p.191.
- ^ The Journal of the Hon. Henry Edward Fox, afterwards fourth and last Lord Holland, 1818–1830, p.41 quoted in Robins, p.192.
- ^ 31.0 31.1 The Times, 23 August 1820
- ^ As recorded in Fox's journal, the letters of Sara Hutchinson, and public placards quoted in The Times newspapers, all quoted in Robins, pp.192 193.
- ^ Denman's journal quoted in Robins, p.196.
- ^ Letter from Princess Lieven to Klemens Wenzel, Prince von Metternich in Quennell, Peter (editor) (1948) The Private Letters of Princess Lieven to Prince Metternich 1820–1826. London: John Murray. p.54 quoted in Robins, pp.223–224
- ^ Robins, p.224.
- ^ Majocci's testimony quoted in Robins, p.193.
- ^ Majocci's testimony quoted in Robins, p.194.
- ^ Majocci's testimony quoted in Robins, p.196.
- ^ Robins, pp.196, 213–214.
- ^ Robins, pp.197–199.
- ^ Robins, p.199.
- ^ Robins, p.201.
- ^ Papers in Royal Archives (Geo Add 10/1, bundle 5) quoted in Robins, p.201.
- ^ Robins, p.201.
- ^ Robins, p.202.
- ^ Robins, pp.212–213.
- ^ Letter from Princess Lieven to Prince Metternich in Quennell, Peter (editor) (1948) The Private Letters of Princess Lieven to Prince Metternich 1820–1826. London: John Murray. p.51 quoted in Robins, p.212
- ^ The Journal of Mrs Arbuthnot 1820–1832. vol.I, p.35 quoted in Robins, p.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