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塔
| 法兰克塔 | |
|---|---|
| Φραγκικός Πύργο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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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 | |
| 地点 |  希腊雅典卫城 |
| 坐标 | 37°58′18″N 23°43′31″E / 37.971577°N 23.725159°E坐标：37°58′18″N 23°43′31″E / 37.971577°N 23.725159°E |
| 竣工日 | 1205到1458年之间 |
| 拆除日 | 1875年 |
| 高度 | |
| 高度 | 85英尺（26米） |
| 地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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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塔（希腊语：Φραγκικός Πύργος，罗马化：Frankikos Pyrgos）是一座曾存在于希腊雅典卫城上的中世纪塔楼。尽管该塔的建造日期和具体背景尚不清楚，但它可能是雅典公国宫殿的一部分，雅典公爵曾在1205年至1458年间统治雅典，这一时期被称为拉丁人治下的希腊时期。
该塔位于卫城的西侧，靠近被称为山门的巨大入口。其历史跨度相当长，曾经用作瞭望塔、灯塔、盐库和监狱等多种用途。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塔楼被加高，用于囚禁革命家奥季塞阿斯·安兹鲁措斯，他于1825年在此被处决。
法兰克塔在雅典卫城的存在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在1834年之后，当时希腊国王鄂图一世的政府开始清理古典时期的遗迹。尽管该塔最初因其具有历史和文化象征意义而未被列入清理项目，但许多希腊人、尤其是考古学家认为它是外来文化对卫城的不适当介入。其中包括基里亚科斯·皮塔基斯和莱桑德罗斯·卡夫坦佐格鲁等知名人物。1875年，在德国商人海因里希·谢里曼的赞助下，该塔最终被拆除，这一决定引起希腊以外地区的广泛争议和批评。
名称[编辑]
法兰克塔这个名字反映了该塔与1205年至1458年间在雅典掌权的中世纪拉丁人治下的希腊统治者之间的假定联系。[1]此外，它也被称为“威尼斯塔”，这一名称源于错误的信念，即它是在1205年至1458年期间建造的。值得注意的是，1687年至1688年期间，威尼斯人曾一度占领雅典。[2]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这座塔被称为“Goulas”或“Koulas”（ουλάς/Kουλάς），这个名称源于土耳其语中的“kule”，意思是“塔”。十七世纪时，法国医生兼考古学家雅各布·斯彭记录称，这座塔俗称“莱库格斯军火库”，并被错误地认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然而事实上，该塔的建造年代并不明确。[3]
1825年之后，这座塔有时被称为“奥季塞阿斯塔”[2]，以纪念希腊革命家奥季塞阿斯·安兹鲁措斯，他于1825年被囚禁于此。此外，有时候也被称为“托斯卡纳塔”。[4]
位置和外观[编辑]
法兰克塔位于雅典卫城的西角，毗邻山门。然而，有关两座建筑之间是否存在通道的问题尚不明确。根据19世纪的绘画和照片，法兰克塔的入口位于地面之上，位于东面的二楼，距离山门门楣上方约6米（20英尺）。文献记录证实可以通过外部木楼梯进入这扇门。[5]此外，一些照片还显示在西侧有一个地面入口，这可能意味着塔的下部可能被用作监狱或储藏室，与上部楼层分开[6]。
法兰克塔的建造材料主要来自彭特利库斯山和比雷埃夫斯采石场，这些石材大量使用了卫城古建筑的材料。它的形状呈正方形，长28.5英尺（8.7米），宽25.5英尺（7.8米），墙底部厚度达5.75英尺（1.75米）。塔的高度达85英尺（26米），并可以通过木楼梯到达顶部，从那里可以俯瞰阿提卡中部平原和周围的群山。此外，塔的北侧还附有一个小型的方形炮塔，突出于墙上，顶部设有一个用于点燃信号的装置，可以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卫城看见。[5][7]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这座炮塔装有两门小型加农炮，用于发出警报信号。[8] 十七世纪末以后的草图还显示，法兰克塔具有锯齿状的垛口。[9][10]
历史[编辑]
有关法兰克塔的建造日期仍为不确定性，且由于拆除后无法确定其是否重建，历史学家们对其确切的建造和拆除时间存有疑问。[10]然而有一个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塔楼可能是由阿奇亚奥里家族建造，而该家族在1388年至1458年间统治雅典公国，正是他们将山门建筑群改建成宫殿的时期。[11]尽管如此，也有中世纪学者彼得洛克提出的观点，认为这座塔可能归因于雅典法兰克公爵第一王朝的德拉罗什家族，他们在该遗址上有一处住宅，但没有详细说明。[12]
十九世纪的古典主义者约翰·彭特兰·马哈菲试图证明这座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87年至1688年间，威尼斯指挥官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占领雅典的时期，但这一理论并未成功，因为存在于占领时期的雕刻证明了该塔的存在早于这一时期。[2]
法兰克塔在历史上扮演了多重角色。它可能是雅典公爵宫殿“格蕾特之旅”灵感来源，该故事中描述了杰弗里·乔叟的《骑士的故事》中帕拉蒙被囚禁于此的场景。[13]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这座塔被用作盐库和监狱，并在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者。[13]1821年，12名雅典贵族被奥斯曼当局作为人质囚禁于此，其中9人在1821年至1822年希腊叛军围攻卫城期间被处决，另外3人成功逃脱。为了提高塔的观察性，它在1821年至1826年间被加高。[14]此外，奥季塞阿斯·安兹鲁措斯在1825年在此遭到囚禁和虐待，最终被杀害，根据十九世纪的观察者报告指出，在塔上的窗户下曾看到一根绳子，据称是安德鲁索斯在逃跑失败时使用的[15][13][16]。1870年代，数百只猫头鹰选择在法兰克塔上栖息。[17]
拆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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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在1840年代绘制的雅典卫城：中央可见法兰克塔。 -
桑福德·罗宾逊·吉福德于1880年所绘制的作品。 -
1872年的法兰克塔 -
雅典卫城山门与兰克塔
背景[编辑]
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考古学家们开始提出针对拆除法兰克塔的论点。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塔建造时所使用的斯波利亚（即重新利用的古代建筑材料）可能包含有价值的铭文，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座塔是对卫城早期希腊遗迹的入侵。[2]
1834年7月，德国建筑师利奥·冯·克伦泽抵达雅典并提出了城市发展的建议，在他的影响下，卫城于随后的8月30日解除军事化指定为考古遗址[18]。尽管克伦泽倾向于保留山门附近的中世纪建筑，因为他认为这些建筑具有迷人的风景价值，而卡尔·威廉·冯·海德克也持有相似的观点。[19]，此外，一些旅行者和小说家，如埃利奥特·沃伯顿，也认为该塔具有审美价值，并且已成为雅典卫城著名天际线的一部分。[20]然而，克伦泽的整体计划是将古典遗迹从卫城移除，这引起了一系列争议。
由于在早期对雅典卫城的绘画和描述中，法兰克塔经常出现，有人将其称为“野蛮的哨兵”，并抱怨它挡住了帕德嫩神庙的视线。这种看法的支持者之一是考古学家基里亚科斯·皮塔基斯，他早期主张拆除法兰克塔[2]。此外，外国游客也纷纷表达对这座塔的不满，并将其形容为“野蛮人”的建筑，甚至将其与“猛禽的粪便”相提并论。这种对法兰克塔的贬低观点在当时的希腊媒体上得到了广泛传播。[21]不过，也有一些人对保留法兰克塔提出了反对意见，特别在法国，由于这座塔被认为与法兰克十字军有关，被视为自豪的象征，并代表古希腊和现代法国文化之间的连续性。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拆除法兰克塔将损害这种文化连续性，因此反对其拆除计划。[20][22]
执行[编辑]
1874年夏天，德国考古学家和商人海因里希·施利曼造访雅典[23]。多年来，他一直试图获得在希腊进行考古挖掘的许可。最初，他尝试申请奥林匹亚遗址的许可，后来又转向迈锡尼遗址，然而，他的申请都未成功。然而在1874年6月29日，他向希腊古物总局提出了一个建议计划资助拆除法兰克塔。他声称这项工作将花费他12,000法郎，并将其解释为为科学事业服务，尽管外界也认为这是他试图讨好希腊当局以加速获得考古挖掘许可的手段[17]。他相信这一拆除行动将受到欢迎，称雅典的每个人都对这一前景感到满意，唯一不满的可能是住在塔中的数千只猫头鹰。[24] 施利曼还被授予了公布在拆除过程中发现的任何铭文的权利，尽管最终未能实现。[25]
施利曼提议这项拆除工作将由雅典考古学会执行，由其中的一位成员，雕塑家拿破仑·马蒂内利指导[22]。雅典考古学会的杰出成员兼希腊考古局局长雅帕纳吉奥蒂斯·埃斯特拉迪亚迪斯获得了部长级的批准，他监督施利曼在1874年7月1日支付首期4,000德拉克马，以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然而，由于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干预，拆除行动的开始被推迟，希腊政府的部长们不愿给予最终许可。施利曼又向考古学会赠送了9,000德拉克马，最终该学会的委员会投票赞成拆除这座塔，尽管该学会主席菲利波斯·约安努n反对，认为摧毁这座塔将加剧外国对希腊对其中世纪古迹保护不够的抱怨。[26]
法兰克塔的除工程于1874年7月14日[始，并在施利曼的大力宣传下进展顺利。[23]然而，几天后，拆除工作因乔治国王的命令而暂停[23]，这促使施利曼发表了一封愤怒的抗议信。1874年9月，由于种种原因，指导考古局的宗教事务和公共教育部宣布推迟拆除。最终这项行动在1875年7月3日恢复，并于同年10月2日完成。[27]
考古历史学家法尼·马卢丘-图法诺指出，当时正值东方危机爆发，这对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产生了影响，激发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因此他们视拆除后古典结构为一种加强民族自信和自信心的方式[22]。这次拆除工程最终花费施利曼465英镑，相当于2019年的46,943英镑，也是迄今为止从雅典卫城拆除的最后一次建筑。[28]
影响[编辑]
当时的拆除行动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法国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将这座塔形容为“雅典地平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3]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于1877年7月21日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后来以他的名义刊登在位于的里雅斯特的希腊报纸《Klio》上，谴责这次拆除行动是“微不足道”和“肆意的破坏”。[29]然而，法兰克希腊历史学家威廉·米勒，卡夫坦佐格鲁以及他的同事斯特凡诺斯·库马努迪斯代表雅典考古学会发表文章[24]，为这次拆除辩护，称其为“恢复雅典卫城光辉面貌的希腊特色，纯净且未受任何外来污染”。[30]
参考文献[编辑]
来源[编辑]
- ^ Lock 1986，第101页.
- ^ 2.0 2.1 2.2 2.3 2.4 St. Clair 2022，第493页.
- ^ St. Clair 2022，第190页.
- ^ Hurwit 1999，第299页.
- ^ 5.0 5.1 Lock 1986，第111–112页.
- ^ Lock 1987，第132页.
- ^ Miller 1908，第401–402页.
- ^ Baelen 1959，第243页.
- ^ Lock 1987，第131页.
- ^ 10.0 10.1 Baelen 1959，第241页.
- ^ Miller 1908，第401页；Lock 1987，第133页.
- ^ Lock 1986，第112页.
- ^ 13.0 13.1 13.2 13.3 Giochalas & Kafetzaki 2013，第138页.
- ^ St. Clair 2022，第282, 492页.
- ^ Lock 1987，第133页.
- ^ St. Clair 2022，第344页.
- ^ 17.0 17.1 Moorehead 2016，第146页.
- ^ Mallouchou-Tufano 2007，第38页.
- ^ Athanassopoulou 2002，第295页.
- ^ 20.0 20.1 St. Clair 2022，第495页.
- ^ St. Clair 2022，第494页；Hamilakis 2007，第92–93页.
- ^ 22.0 22.1 22.2 Mallouchou-Tufano 1994，第76页.
- ^ 23.0 23.1 23.2 Baelen 1959，第242–243页.
- ^ 24.0 24.1 Baelen 1959，第242页.
- ^ St. Clair 2022，第496页.
- ^ Vasilikou 2011，第63页.
- ^ Vasilikou 2011，第65页.
- ^ St. Clair 2022，第492页.
- ^ Hamilakis 2007，第92–93页.
- ^ Mallouchou-Tufano 2007，第50页.
书籍[编辑]
- Athanassopoulou, Effie F. An 'Ancient' Landscape: European Ideals, Archaeolog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Modern Greece. Journal of Modern Greek Studies. 2002, 20 (2): 273–305. ISSN 1086-3265. S2CID 143979066. doi:10.1353/mgs.2002.0018.
- Baelen, Jean. L'Acropole pendant la guerre d'Indépendance [II. Le drame de la Tour Franque].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1959, 1 (2): 240–298 [2023-09-18]. doi:10.3406/bude.1959.385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French）.
- Giochalas, Thanasis; Kafetzaki, Tonia. Αθήνα. Ιχνηλατώντας την πόλη με οδηγό την ιστορία και τη λογοτεχνία [Athens. Tracing the city throug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thens: Estia. 2013. ISBN 978-960-05-1559-6 （Greek）.
- Hamilakis, Yannis. The Nation and its Ruins: Antiquity,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Gree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ISBN 978-0-19-923038-9.
- Hurwit, Jeffrey M. The Athenian Acropolis: History, Mythology, and Archaeology from the Neolithic Era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0-521-42834-7.
- Lock, Peter. The Frankish Towers of Central Greece.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1986, 81: 101–123. S2CID 129263771. doi:10.1017/S0068245400020104.
- Lock, Peter. The Frankish Tower on the Acropolis, Athens: The Photographs of William J. Stillman.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1987, 82: 131–133. JSTOR 30103084. S2CID 163963456. doi:10.1017/S0068245400020384.
- Mallouchou-Tufano, Fani. The History of Interventions on the Acropolis. Economakis, Richard (编). Acropolis Restoration: The CCAM Interventions. Athens: Academy Editions. 1994: 69–85. ISBN 978-1-85490-344-0.
- Mallouchou-Tufano, Fani.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Athenian Acropoli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om Castle to Monument. Valavanis, Panos (编). Great Moments in Greek Archaeology. Athens: Kapon Press. 2007: 36–57. ISBN 978-0-89236-910-2.
- Miller, William. The Latins in the Levant: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1204–1566).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 Moorehead, Caroline. Priam's Gold: Schliemann and the Lost Treasures of Troy. London: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16. ISBN 978-1-78453-487-5.
- St. Clair, William. Who Saved the Parthenon? A New History of the Acropoli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reek Revolution (PDF).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22 [2023-01-07]. ISBN 978-1-78374-461-9. S2CID 248842303. doi:10.11647/OBP.0136
.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2-05-27）. - Vasilikou, Dora. Το χρονικό της ανασκαφής των Μυκηνών, 1870–1878 [The Chronology of the Excavation of Mycenae, 1870–1878] (PDF). Athens: Archaeological Society of Athens. 2011 [2023-06-09]. ISBN 978-960-8145-87-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8-11）.
外部链接[编辑]
- Photographs and paintings of the towe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rchaeology of the City of Athens websit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希腊语）
- Medieval Acropolis and Ottoman Acropolis at Ancient Athens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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