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光室
| 延光室 | |
|---|---|
| 公司類型 | 私人 |
| 成立 | 民國初年 |
| 代表人物 | 佟濟煦、佟志樹 |
| 總部 | 北京, 中國 |
| 產業 | 書畫出版社 |
| 產品 | 書畫真跡照片 珂羅版影印出版 |
延光室，由佟濟煦於民國初年創立，是最早從事拍攝及影印清朝內務府藏本歷代名人書畫的出版社。一九二四年佟濟煦到內務府任職，從此不再拍攝內務府的書畫，延光室業務範圍便只限於洗印照片和按珂羅版影印出版等工作，出版業務延續至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夕。
延光室影印出版的名人書畫，照相片類九十多種，珂羅版類五十多種，其中包括王羲之、顏真卿、孫過庭、懷素、蘇東坡、米芾、郭熙、趙孟頫及郎世寧等人的書畫珍品。
延光室當年拍攝的玻璃板底片，包括尚未正式出版的與已出版中的精品，如《孫過庭書譜》和《懷素自敘帖》等，都保存完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交人民政府收藏。當年所拍攝的名人書畫[1][2]，現今原稿真跡大多已不在中國大陸，或已遺失，或已殘損。如《米南宮苕溪詩》，據悉真跡已殘損，幸好有延光室的影印本可用來對照補齊。
歷史[編輯]
民國初年，紫禁城內還維持著溥儀的小朝廷，中國歷代大量珍貴的名字名畫仍深藏在內務府內。以《孫過庭書譜》為例，該帖早有摹刻本流傳於世，但廣大的書畫愛好者並未見過其真跡。
佟濟煦自幼熱愛中國書畫藝術，青年時期接受過西式教育，掌握攝影及相關的洗印技術，曾在北京前門廊房頭條開辦過名為「華光」的照像館。清末時佟在北京貴冑法政學堂任教，結識許多如陳寶琛等當時的高官名士和皇室宗親。
辛亥革命以後，一些清末遺老喜歡某些內府珍藏的名字畫，想能觀賞、研習或設法保存其複製品，於是設法從內務府借出，交佟拍攝和洗印。佟的書畫出版社命名為《延光室》。當時延光室的業務主要有兩部分，前製程工作是通過友人從內務府借出真跡進行拍攝；後製程工作是照片的洗印、出版和銷售等。[3][4][5]
一九二四年佟濟煦開始到內務府任職, 為公私分明，佟從此不再拍攝字畫，延光室的業務範圍就只限於洗印已拍攝字畫的照片和按珂羅版影印出版等後期工作，這樣的業務維持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即完全結束。
經銷機構[編輯]
延光室的社址就在佟當時在北京的住處，後來在天津還設有的辦事處。開設在北京琉璃廠海王村公園內的揚古齋是延光室的專銷店。延光室的代售書店遍布全國各地，除北京上海等地的商務印書館和中國書店外，還有如天津的中原公司和翰墨齋南紙局、南京的榮寳齋和清秘閣、廣州的嶺南圖書流通社、濟南的山東書局、重慶的北新書局，以及當年天津的利亞書局和日本大阪的博文堂等。
出版品[編輯]
經延光室影印出版的名人書畫，照相片類九十多種，珂羅版類五十多種。其出版品會附有該公司影印名人書畫目錄。目錄中所列的名人書畫常包括歷代名人所寫的題跋。以《黃山谷松風閣詩》為例，其中「甲種」包括題跋，而「乙種」只有八張本文。目錄中一般只列出書畫集的名稱，如《陳居中平原試馬圖》是目錄中列出的《唐宋名繪集冊》七幅圖中之一張。[7]
技術[編輯]
在上個世紀初葉，照相技術尚不發達。大幅面照片都是用玻璃版黑白負片拍攝的，然後按底版的原大直接洗印。延光室主要通過上海商務印書館從歐美購進照相和洗印的設備器材，底片多採用依爾福、愛克發和柯達等牌的產品。當時的大型相機都是木製摺疊式的機身，準備照相用的玻璃版底片要事先裝在俗稱「便匣」的暗盒內，拍照時要依次地更換便匣，操作起來相當吃力和繁瑣。拍攝條件就更簡陋了，沒有攝影棚，更沒有曝光表，就在北京地安門內火藥局住家四合院內利用自然光進行拍攝。延光室的良好信譽是靠精心製作和嚴格把關實現的。儘量按原大拍攝是其主要特點之一。常用十二吋、十六吋和十八吋等幾種規格的玻璃版負片，也有二十四吋的大規格底片。對於長卷的字畫，都要分割為數張進行拍攝，每張的左右兩端要留有適當的重疊部分。就以上述的《懷素自敘帖真跡》為例，該帖真跡的正文為橫幅，縱向高一尺，橫向長二丈五尺四寸。延光室按原大拍攝，這樣正文部分就有近四十張之多。要保證這麼多張玻璃版負片的曝光度和尺寸等技術要求的一致性，其難度之高是可想而知的。順便提一句，多年後，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了名為《僧懷素自敘真跡》的影印本[8]，該本正文為十張約115×280 mm的橫幅，其尺寸差不多縮小為原作的三分之一。
延光室最早只按照相片的方式洗印出版，除按普通相紙洗印外，還有所謂白金紙洗印的照相片。當時是先將照相片粘在卡（襯）紙上，或直接裝入專用的硬紙夾或封套出售，遺憾的是，這類「寫真片」的出版信息不全，其出品年月及銷售網絡等已難考證。按照相片洗印出版的書畫冊品質好，但發生過被盜版翻印的事，因此，延光室儘量少或乾脆不按照相片形式出售書畫冊。早期曾採用過照相石印法影印，如1921年出版的《影印蘇書四種》[9]即屬於此類。因照相石印法缺少層次感，品質較差，延光室按該法出版的書畫冊並不多。採用珂羅版印刷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所謂珂羅版印刷，也稱為玻璃版印刷，它是照相平板印刷工藝的一種。製版時先在版材（多用磨砂的厚玻璃版）的表面塗布感光液膜、涼干，然後在負片下曝光。因膠膜的硬化程度與受光的強度成正比，故版面形成了與底片相對應的形狀不規則的纖細皺紋。結果得以在紙上印出濃淡層次豐富的接近原作的印刷品。為改進珂羅版影印工藝及提高產品質量，延光室從德國蔡司廠購進一套當時最先進的帶有三角反光鏡的專用製版鏡頭，這在當時也可算是一件大事。珂羅版印刷不加網點，製版工藝簡便，但印版的耐用性差。當使用中國宣紙或絲絹時，因其纖維外露，印版就更易磨損。
後續影響與評價[編輯]
延光室的出版事業終止時，還有一部分已拍攝的內府珍藏名人書畫，如米友仁《雲山得意》和趙孟頫《重江疊嶂》等，都未能與廣大書畫愛好者見面。對於熟人好友，他們還是能看到或得到未正式出版的影印名人書畫。
未正式出版的與已出版中的精品（如孫過庭《書譜》和懷素《自敘帖》等）的玻璃版底片都保存完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交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收藏。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出版了《我的前半生》一書，在國內外有一定的影響。在該書《整頓內務府》一節中，有一段「……羅振玉的散氏盤、毛公鼎的古銅器、佟濟煦的珂羅版的宮中藏畫集都賣了大價錢，轟動了中外。……」的文字。筆者認為將「佟濟煦的珂羅版的宮中藏畫集」這句話寫到該段落中有欠妥之處。主要問題是書作者把時間搞錯了。本文已述及，佟濟煦靠朋友借出內府所藏名人書畫進行拍攝是1923年以前的事，與1924年的整頓內務府無關。人們從佟濟煦到內務府工作以前出版的延光室影印書畫目錄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啟功先生在一篇《論懷素<自序帖>墨跡本與宋刻本》的論文[10]中寫道「……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稍前延光室（出版社）出版了《石渠寶笈》所藏真跡本長卷的照片和柯羅版本，世人大開眼界，嘆為稀有之觀。再後有故宮博物院……「。此段文字也說明近一百年前，延光室能順應廣大書畫愛好者的意願，最早將清宮內府珍藏的中國歷代名人書畫影印出版，做了件有益的工作。
直至今日，仍有一些出版社依據延光室的版本，較晚的如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孫過庭書譜》，在其最後一頁「說明」中註明「我們特據延光室本影印出版……」[11]。延光室當年所拍攝的名人書畫，現今原稿真跡大多已不在中國大陸，或已遺失，或已殘損。如《米南宮苕溪詩》，據悉該真跡曾一度散失，現已殘損數字。幸好有延光室的影印本，可用來對照補齊。上海書畫出版社二零零八年出版的《米芾苕溪詩卷》中的「簡介」註明「……今據此卷未損時照片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