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爾鐔事件

「顧爾鐔事件」又稱「「突破」事件」是指1980年在無錫太湖飯店舉行的江蘇省作協青年創作會議上，《雨花》雜誌主編顧爾鐔所作的發言《也談突破》（發表在《雨花》雜誌1980年第12期上），被人截頭去尾上報中宣部，稱「顧爾鐔要突破『四項原則』」，顧爾鐔和他的文章立即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

事件過程

1980年10月，江蘇省作家協會在無錫太湖飯店舉行青年創作會議，10月5日，省作協主席陸文夫作了《談突破》的發言，著重談文學創作如何突破。10月6日，《雨花》主編顧爾鐔作了《也談突破》的發言，也是主要談文學創作如何突破的問題，後在《雨花》1980年第12期發表。

1981年3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印的《情況簡報》第137期上批示：

穆之、守一同志（並告周揚同志）：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請再核實一下，並查查這個人的思想立場，如確實，這種人怎麼能當主編？要在查明清楚後，由省委和中宣部加以處理，並通報全黨。此事請抓緊進行，兩個月內（最好一個月）要有結果。 三月二日

3月11日，江蘇省委接到批示後，立即寫出《江蘇省委關於處理江蘇江蘇<雨花>雜誌主編顧爾鐔同志問題的情況報告》上報。

中央宣傳部並請轉報胡耀邦同志：

三月五日，中宣部向我們轉達了胡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嚴肅指出了江蘇《雨花》雜誌主編顧爾鐔同志公開提出「突破」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言論，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我們當即作了研究，並布置省委宣傳部對有關情況初步核查和了解。三月十日，省委召開黨委會議，聽取了省委宣傳部的匯報，認真討論了這一問題。在這以前，我們對顧爾鐔同志去年十月在無錫召開的全省青年文學創作會議上發表「突破」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言論，繼之又在《雨花》雜誌上刊出《也談突破》的文章，雖然有所察覺，也在常委會上多次討論過，但並沒有提到應有的政治高度予以重視。這次在討論中，大家認為耀邦同志的批示，切中要害，是很正確的。顧爾鐔同志的言論和文章，已經遠遠越出了文藝思想和創作理論的範圍，是否定和擺脫黨的領導，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從政治上針鋒相對地向四個堅持挑戰，其政治傾向是很明顯的。因而，必須根據耀邦同志的批示，對顧爾鐔同志的思想立場和歷史表現，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的言論的文章，以及他與地下刊物的關係，等等，進行全面地深入地調查了解，進一步弄清楚他的問題及其性質。但考慮到文藝界的情況比較複雜，顧的錯誤言行在青年作者中還有一定的市場，我們在解決這一問題的步驟上要慎重、穩妥，逐步引向深入，力求取得好的效果。為了團結文藝界的絕大多數同志，把他們引導到堅持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軌道上來，在處理顧爾鐔同志的錯誤的過程中，從一開始，就要注意把政治問題和文藝思想的問題區別開來，把政治立場錯誤與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區別開來。常委會議以後，我們將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並由許家屯同志召集文聯黨組成員，傳達學習耀邦同志的批示，動員他們召開文聯擴大會議，聯繫實際，展開充分討論，清理思想，統一認識，自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同時，在文聯黨組的領導下，幫助顧爾鐔同志認識錯誤的嚴重性，促其轉變立場，作出深刻的檢查。我們還打算結合黨中央1號、2號、7號文件的深入貫徹，在報刊上陸續發表一些論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端正文藝思想，繁榮文藝創作的文章，以正面教育為主，並針對顧爾鐔同志的錯誤言論，進行嚴肅的批判。 我們先將情況簡要匯報如上，對這一問題的處理結果，待後省委將作專題報告。有何指示，盼及時告知。 中共江蘇省委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一日

3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將胡耀邦的批示和《江蘇省委關於處理江蘇江蘇<雨花>雜誌主編顧爾鐔同志問題的情況報告》刊登在《情況通報》第64期上，通報給了各級宣傳部門，顧爾鐔的文章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作。

《也談突破》的內容

突破的釋義

「突破」不是貶義詞，不是否定，不是毀棄某一事物；是發展，是前進，是上了新台階，是指事物在原有基礎上進入新階段。

談突破問題

「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項原則』。」「要堅定不移遵循四項基本原則」但「四項原則本身也在發展」，而「我們對四項原則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因此認為「突破問題，就由此而生」。

談黨的領導

黨的威信過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個人迷信的基礎上的，而且還不是自發的，是用權力建立的」，「這樣的『威信』降低，是好事壞事？我看是好事」。「黨的威信不能借造神運動建立，領袖是神，當書記是神，一直到公社、大隊書記，也都是神，是當一方土地，農民對土地奶奶放的屁都怕，共產黨的威信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嗎？」「所以，我們現在說黨的領導，內涵究竟是什麼？」

談馬列主義

「老百姓有句話：經是好的，給歪嘴和尚念歪了。現在看，不僅如此。……我們把好多唯心主義，滲透、拌和進馬列主義。」「因此，當我們說堅持馬列的時候，就有一個堅持什麼樣的馬列的問題」。馬列主義「有假的，有半真半假的，有有待於發展的，還有有待於實踐檢驗的，如果這些問題不搞清楚，我們又如何觀察社會？」

談社會主義的概念

如「封建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等，「可見，社會主義本來就是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科學實驗」，「現在堅持社會主義，怎麼堅持？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和社會主義混雜在一起。」「從現狀看……一切都在變，這就要求我們頭腦中固有的社會主義概念也要跟著變。以不變應萬變，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些都是唯心主義」。

談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已經是一個沒有階級的國家了，專政，專什麼人？是的，還有敵對分子，刑事犯，小流氓，對付這些人有法律嘛。從理論上講，我們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怎麼理解？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弄得不好就會像以前一樣，或壞人專好人的政。現在不是有人希望對文藝、文藝期刊實行專政嗎？我們有的作品碰了碰特權分子，犯罪分子，就有人說我們是『捅刀子』嘛，潛台詞當然是要對『捅刀子』的實行專政了。」

談文藝理論

分清敵我，光明面與陰暗面，普及與提高等一系列問題上，要「突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後續

1981年5月17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與中宣部、文化部、廣播局的十五位負責人進行座談講到了顧爾鐔和《苦戀》的問題：

這幾年文藝還是有很大成績的，我們說三中全會以來開創一種新局面。這個局面已經到來了。就文藝說，的確創作了許多好作品，也有不好的，也可說是不成熟的東西，這是必然會出現的，在去年的創作會上我就講過，每條戰線主流都是這樣，文藝戰線也不例外，正確與錯誤總是相伴而行，哪裡能只有正確沒有一點錯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肯定成績，也必須克服前進過程中有害的、不健康的東西。根據過去的經驗，接受以往的教訓，重要的一條是不要再吃不肯定主流的虧，主席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就是因為不肯承認主流，所以不能為了局部、少量的東西，就丟了大量、好的東西。

克服不健康的、錯誤的、有害的東西，特別是文藝戰線，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要採取很穩妥的方法。新中國文藝的歷史情況表明，對怎樣克服錯誤的東西很敏感。因為這條戰線受驚特別厲害，驚弓之鳥，不是一次弓彈而是多次弓彈，驚的程度比其他戰線更甚，所以要特別注意。最近對《苦戀》的批判，我看是需要的，是為了幫助作家，是為了教育大家，是有好處的。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在方法上更穩妥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批判的辦法和措辭更穩妥一些，不用評論員文章而用個人名義，可能效果更好一些。批評是有好處的。說到這個地方我想談一下對江蘇顧爾鐔的批評。我寫了一個批語，這個批語嚴厲了一些。據江蘇的同志講，顧爾鐔這個同志還好嘛。今天給江蘇打了電話，作了說明。報上批評一下可以，但要適可而止。我請人給他帶個話：總結經驗，振奮精神、好好工作。 《苦戀》這個作家還是寫了不少好作品，但這篇是不健康的，有害的，批評是可以的，批評，我過去提出過是否叫評論好一些，既可以講優點，又可以講缺點。原來叫文藝批評本來就是這個意思。文藝批評叫慣了，就叫文藝批評也可以。批評是什麼？其實就是搞衛生運動，洗臉，不要造成這種感覺：哎呀，誰又挨批了！ 首先是可以、應該開展批評； 其次也允許反批評，也可以採取作者作自我批評； 三、發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 四、批評文章要與作者分開，不要混為一談； 五、要充分說理，說得好不容易； 最後，不要全國報紙一齊登，可以登也可以不登。 對於《苦戀》的批評，現在國內反映很強烈。國外也很強烈，如日本的《讀賣新聞》，國外的批評我們不管他，國內的議論還沒有平息下去。我的意見是先把它平息下去，不要吵了。如果有人問你們的意見，可以表示作品有缺點、錯誤，可以批評，批評是為了幫助，這樣就把此案了啦，不要再挑啦。經驗證明，有一些問題的處理放一段再說，這樣會更好一些，比如，中央領導班子的調整，現在看來放這麼一段有好處。北大關於批評《苦戀》傳出一副對聯： 「風聲、雨聲，不吱聲，了此一生。國事，大事，不問事，平安無事。」

由此可以看出，文藝界的某些思想動向，應該注意。

5月21日，賀敬之傳達胡耀邦的十七日講話說「調查顧爾鐔的問題的批示是根據整理的材料寫的，整理的材料未完全反映顧爾鐔文章的內容，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教訓，因為看了摘要問題很嚴重，一看原文，並不是那麼嚴重。」

之後，江蘇省委副書記胡宏、宣傳部長汪海粟找顧爾鐔談話，鼓勵為主。在其後江蘇作家協會代表大會上，顧爾鐔被選為江蘇作家協會副主席（常務）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