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臺灣現代主義文學

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主要開展於日治時期的1930年代，以及戰後的1960年代，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由不同外部力量交織形構，是臺灣文學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文學思潮之一。

日治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在歐洲展開的前衛運動，很快地傳播到日本，〈未來派宣言〉、〈超現實主義宣言〉都有日文譯本。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東京開始帝都復興計畫，鋼筋水泥打造了摩登享樂的新東京。無論是新奇或不安，新都會帶來新感覺，「新感覺派」應運而生，代表作家有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文學革命」的新感覺派（現代主義），與作為「革命文學」的普羅文學（現實主義），都是關東大地震之後，同時崛起的文壇新勢力。

日治時期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主要開展於1930年代。詩作部分，1933年，具有東京留學經驗的臺籍詩人楊熾昌、李張瑞、林修二，與三位日籍詩人，在臺南成立「風車詩社」，發行同人詩誌《Le Moulin》，引進超現實主義美學。「我為了看靜物閉上眼睛⋯⋯／夢中誕生的奇蹟」是楊熾昌〈日曜日式的散步者：把這些夢送給朋友S君〉一詩的名句。1944年，由臺中一中學生朱實、張彥勳、許世清三位發起的「銀鈴會」，創刊《邊緣草》，兼有新詩創作與翻譯詩作，並收錄短歌、俳句、隨筆等，1948年更名為《潮流》，另有林亨泰、詹冰、蕭翔文、錦連等詩人加入。

小說部分，有就讀明治大學文藝科、直接受教於橫光利一的巫永福，發表〈首與體〉；在東京沒有正式學籍，四處遊學的翁鬧，有〈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在台灣銀行任職的龍瑛宗，有〈趙夫人的畫像〉等作，都富含現代主義的手法與思考。此外，同樣具有東京留學經驗的臺南人劉吶鷗，則開展了另一條路徑。1926年，劉吶鷗從東京到上海繼續學業，定居上海期間，譯介橫光利一等作家作品，並以新感覺派的技巧，書寫「魔都」上海的摩登男女，1930年出版短篇小說集《都市風景線》。同時期的上海現代派作家有戴望舒、施蟄存、路易士等人，路易士即是後來發起「現代派」運動的紀弦。

戰後

以林亨泰、紀弦為代表的戰前文學經驗，是戰後臺灣「現代詩」發展的「兩個球根」。1956年，林亨泰、錦連等「跨越語言的一代」詩人，加入紀弦發起「現代派」運動。紀弦在主編的《現代詩》提出「詩的六大信條」，第一條便是「我們要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其中揚棄者包含浪漫主義的格律詩、接近散文淡而無味的自由詩。紀弦的宣言，獲得林亨泰詩論與詩作的支持，有〈輪子〉、〈ROMANCE〉等符號詩實驗。1959年，《創世紀》詩刊改版，從受到軍中文藝運動影響的新民族路線，提倡超現實主義轉型，至1969年停刊前，有多篇經典之作，包含洛夫〈石室之死亡〉、瘂弦〈深淵〉、商禽〈長頸鹿〉、林亨泰〈風景〉、周夢蝶〈濠上〉、葉珊〈給愛麗斯〉等。

戰後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可以1956年為分水嶺，1956年以前，法國現代主義的影響力特別旺盛；1956年以後，美國現代主義漸占上風。這個「轉向」，主要與「美援文藝體制」緊密相關。1952年，美國新聞處在香港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挾著豐富資源，邀請港臺知名人士加入美國文學翻譯計畫。「美援文藝體制」大抵是融合現代性（現代主義）、反共性、中國性和人性的集合體。在香港，「美元文化」是「反共文學」的同義詞；而在臺灣提及「美援文化」，連結的則是「現代主義」。這與美國新聞處在港臺合作的文學社群屬性不同有關。1956年創刊《文學雜誌》與1960年創刊的《現代文學》，這兩份以臺大外文系師生為核心的學院派刊物，有意識地走出與當時反共國策和而不同的文學路線。例如夏濟安在《文學雜誌》的〈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文，既肯定獲得中華文藝獎金的長篇小說《落月》，同時又有別於此前     常見的「評點」等印象式批評，代之以「新批評」指出未來「現代小說」可行的方向。繼之的《現代文學》，有七等生〈隱遁的小角色〉、希淞〈封神榜裡的哪吒〉、王文興〈最快樂的事〉、白先勇〈遊園驚夢〉、歐陽子〈魔女〉、王禎和〈鬼．北風．人〉等現代主義小說實踐。    

同時期的諸多刊物，也同步受到美國現代主義風潮影響，包括《文星》雜誌有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臺灣文藝》有鍾肇政〈中元的構圖〉、《中央日報》中央副刊有朱西甯〈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有李喬〈人球〉、《聯合報》聯合副刊有聶華苓《桑青與桃紅》、《中外文學》連載有王文興《家變》等作。其中，《桑青與桃紅》由於一次踩上「政治」與「情慾」兩個禁區，1971年在連載期間遭到腰斬；而《家變》也因其逆反傳統的文字和主題，評價兩極。不過，整體而言，戰後臺灣現代文學，多在現代主義技巧的形式表現，只有相當少數體現現代主義「實驗」及「創新」的核心精神。

文學史評價

親自由主義立場的臺灣現代主義文學，在1970年代受到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立場的挑戰。先有關傑明、唐文標在1972年發表一系列文章，批評臺灣詩壇過度模仿西方現代詩，1973年有《文季》創刊號對歐陽子《秋葉》的批判，乃至1977年鄉土文論戰期間，與官方、鄉土派之間的分合。

葉石濤在1983年接受宋澤萊訪談時表示，現代主義文學是老一輩作家在日治時期就吸收的東西，「技巧是要學的」，但「文學一定要反映現實，要本土化才有價值」，因此在《台灣文學史綱》高度肯定寫實主義文學。不過，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對「現實」、「寫實」定義不同，在1999年「臺灣文學經典三十」書單上，仍可見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與王文興《家變》並列的狀況。2011年，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再次肯定「現代主義運動在台灣發軔之後，便逐漸改變整個文學生態」，並且將現代主義昂揚的1960年代，定義為「台灣文學的黃金時期」。

一九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重新定義了「高端」、「精英」的文學品味。他們揚棄同時代反共文學的教條，卻也因此使文學與政治保持距離；他們強調形式實驗，卻也因此種下文學與讀者隔閡的遠因。他們的影響力至今未衰，但也因此，將侷限與優點，一併流傳下來。

參考資料

Category:臺灣1000專案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