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台湾现代主义文学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开展于日治时期的1930年代，以及战后的1960年代，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由不同外部力量交织形构，是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文学思潮之一。

日治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洲展开的前卫运动，很快地传播到日本，〈未来派宣言〉、〈超现实主义宣言〉都有日文译本。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东京开始帝都复兴计划，钢筋水泥打造了摩登享乐的新东京。无论是新奇或不安，新都会带来新感觉，“新感觉派”应运而生，代表作家有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学革命”的新感觉派（现代主义），与作为“革命文学”的普罗文学（现实主义），都是关东大地震之后，同时崛起的文坛新势力。

日治时期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开展于1930年代。诗作部分，1933年，具有东京留学经验的台籍诗人杨炽昌、李张瑞、林修二，与三位日籍诗人，在台南成立“风车诗社”，发行同人诗志《Le Moulin》，引进超现实主义美学。“我为了看静物闭上眼睛⋯⋯／梦中诞生的奇迹”是杨炽昌〈日曜日式的散步者：把这些梦送给朋友S君〉一诗的名句。1944年，由台中一中学生朱实、张彦勋、许世清三位发起的“银铃会”，创刊《边缘草》，兼有新诗创作与翻译诗作，并收录短歌、俳句、随笔等，1948年更名为《潮流》，另有林亨泰、詹冰、萧翔文、锦连等诗人加入。

小说部分，有就读明治大学文艺科、直接受教于横光利一的巫永福，发表〈首与体〉；在东京没有正式学籍，四处游学的翁闹，有〈天亮前的恋爱故事〉；在台湾银行任职的龙瑛宗，有〈赵夫人的画像〉等作，都富含现代主义的手法与思考。此外，同样具有东京留学经验的台南人刘呐鸥，则开展了另一条路径。1926年，刘呐鸥从东京到上海继续学业，定居上海期间，译介横光利一等作家作品，并以新感觉派的技巧，书写“魔都”上海的摩登男女，193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同时期的上海现代派作家有戴望舒、施蛰存、路易士等人，路易士即是后来发起“现代派”运动的纪弦。

战后

以林亨泰、纪弦为代表的战前文学经验，是战后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两个球根”。1956年，林亨泰、锦连等“跨越语言的一代”诗人，加入纪弦发起“现代派”运动。纪弦在主编的《现代诗》提出“诗的六大信条”，第一条便是“我们要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其中扬弃者包含浪漫主义的格律诗、接近散文淡而无味的自由诗。纪弦的宣言，获得林亨泰诗论与诗作的支持，有〈轮子〉、〈ROMANCE〉等符号诗实验。1959年，《创世纪》诗刊改版，从受到军中文艺运动影响的新民族路线，提倡超现实主义转型，至1969年停刊前，有多篇经典之作，包含洛夫〈石室之死亡〉、痖弦〈深渊〉、商禽〈长颈鹿〉、林亨泰〈风景〉、周梦蝶〈濠上〉、叶珊〈给爱丽斯〉等。

战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可以1956年为分水岭，1956年以前，法国现代主义的影响力特别旺盛；1956年以后，美国现代主义渐占上风。这个“转向”，主要与“美援文艺体制”紧密相关。1952年，美国新闻处在香港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挟著丰富资源，邀请港台知名人士加入美国文学翻译计划。“美援文艺体制”大抵是融合现代性（现代主义）、反共性、中国性和人性的集合体。在香港，“美元文化”是“反共文学”的同义词；而在台湾提及“美援文化”，连结的则是“现代主义”。这与美国新闻处在港台合作的文学社群属性不同有关。1956年创刊《文学杂志》与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这两份以台大外文系师生为核心的学院派刊物，有意识地走出与当时反共国策和而不同的文学路线。例如夏济安在《文学杂志》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一文，既肯定获得中华文艺奖金的长篇小说《落月》，同时又有别于此前     常见的“评点”等印象式批评，代之以“新批评”指出未来“现代小说”可行的方向。继之的《现代文学》，有七等生〈隐遁的小角色〉、希淞〈封神榜里的哪吒〉、王文兴〈最快乐的事〉、白先勇〈游园惊梦〉、欧阳子〈魔女〉、王祯和〈鬼．北风．人〉等现代主义小说实践。    

同时期的诸多刊物，也同步受到美国现代主义风潮影响，包括《文星》杂志有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台湾文艺》有锺肇政〈中元的构图〉、《中央日报》中央副刊有朱西甯〈狼〉、《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有李乔〈人球〉、《联合报》联合副刊有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外文学》连载有王文兴《家变》等作。其中，《桑青与桃红》由于一次踩上“政治”与“情欲”两个禁区，1971年在连载期间遭到腰斩；而《家变》也因其逆反传统的文字和主题，评价两极。不过，整体而言，战后台湾现代文学，多在现代主义技巧的形式表现，只有相当少数体现现代主义“实验”及“创新”的核心精神。

文学史评价

亲自由主义立场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1970年代受到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立场的挑战。先有关杰明、唐文标在1972年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台湾诗坛过度模仿西方现代诗，1973年有《文季》创刊号对欧阳子《秋叶》的批判，乃至1977年乡土文论战期间，与官方、乡土派之间的分合。

叶石涛在1983年接受宋泽莱访谈时表示，现代主义文学是老一辈作家在日治时期就吸收的东西，“技巧是要学的”，但“文学一定要反映现实，要本土化才有价值”，因此在《台湾文学史纲》高度肯定写实主义文学。不过，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现实”、“写实”定义不同，在1999年“台湾文学经典三十”书单上，仍可见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与王文兴《家变》并列的状况。2011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再次肯定“现代主义运动在台湾发轫之后，便逐渐改变整个文学生态”，并且将现代主义昂扬的1960年代，定义为“台湾文学的黄金时期”。

一九六〇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重新定义了“高端”、“精英”的文学品味。他们扬弃同时代反共文学的教条，却也因此使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他们强调形式实验，却也因此种下文学与读者隔阂的远因。他们的影响力至今未衰，但也因此，将局限与优点，一并流传下来。

参考资料

Category:台湾1000专案草稿